医生屡遭毒手呼叫“第三方组织”

□周稀银

12月24日发生在民航总医院的伤医事件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28日上午,国家卫健委法规司司长赵宁在回答有关该事件的提问时说,“这个事不是一个医疗纠纷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

事件发生后,人们纷纷对暴力袭击医生的恶徒表示强烈的谴责,对无辜受害的医生致以诚挚的哀悼。谴责和哀悼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人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如何杜绝类似惨剧的再次发生。犯罪嫌疑人为何砍杀医生,目前尚不得知,但从最新的报道来看,医患之间缺少有效的矛盾化解渠道,或许是最终引发刑事案件的一大原因。

行凶者家属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示,杨医生要求检查和救治方案,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在沟通不畅的情况下,杨医生被行凶者视为有意拖垮他们家庭,进而肆意行凶。当然,对医生不信任,绝不是行凶者剥夺其生命的借口,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双方沟通障碍形成时,无论是当事医生还是患者家属,得到第三方及时介入调解,即便调解效果不佳,但至少也阻碍和减缓了矛盾升级的速度,那悲剧极有可能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相关部门对医护人员的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硬件”上,做好制度设计,将医患矛盾扼杀在摇篮之中,才是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应有之义。

检视现有医疗纠纷处理途径,主要有三种方式:一为双方协商解决,这也是“医闹”甚至行凶报复医生现象产生的主因；二为请求医疗事故鉴定,但身为当事医院的主管,卫生行政部门介入总被患方认为是“父与子”的关系,并没有公信力；三为提起诉讼,但时间长,成本高,又有多少患方经得住时间的煎熬和经济的消耗?

其实,处理医疗纠纷并非没有好的路径,早在多年前就有专家提出第三方调解机制,即由政府组织成立调委会,其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由司法部门负责调委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经费由财政保障。这样不仅摆脱了当事医院及其行政主管部门自说自话的嫌疑,且相对独立公正的第三方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患方利益,进而将更多矛盾从院内冲突转移到院外调解上。此外,这个“第三方组织”最好是医院之外的常设机构,不仅便于患者投诉,也可帮助医生维权。

在这方面,宁波的经验值得借鉴,早在2008年,宁波就开创了一项“运用人民调解机制,实行医疗事故责任保险”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办法,避免了卫生行政部门“瓜田李下”的嫌疑。

即便真正意义“第三方组织”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医院自身不妨注意组建这样的部门,专门受理医患沟通障碍事项,及早介入相关问题的调解和化解,或许能够在保证患者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医生的权利,预防和制止类似暴力袭击医生的恶性案件发生。

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未必一定要等到医疗纠纷发生后,不妨将预防风险的触角“伸到”医患救治方案或诊疗过程之中,让其不仅成为医生生命安全的“保护神”,也成为患者维护合法权益的有效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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