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自习室里的考研季

距离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某教育机构做英语老师的小姜早上6点40分准时起床，坐将近1个小时的车来到中关村的一家付费自习室，备考北京交通大学的法律硕士，直到晚上接近10点才回家。

为了考研，小姜在付费自习室办了季卡，平均每日花费33元。在北京，和他一样选择“花钱买座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最近正值考研季，付费自习室里的大多数顾客都是为考研而来，年龄集中在20岁到35岁之间。

多数付费自习室位于写字楼或商住两用的楼房内，也有少数店家选择租用底层商户。在自习室里，除了偶尔传来的翻书声，一切都仿佛静止一般。有的自习室会设置静音阅读区和键鼠阅读区，以满足不同顾客需求；不少店家还会提供打印机、微波炉、饮品、零食、文具、储物柜等，有的还会提供毛毯、暖宝宝、按摩椅。朝阳区青年路一家自习室的老板廖女士说，“这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行业。”

朝阳区定福庄一家自习室的店主舒悦介绍说，付费自习室兴起于日韩，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在国内，台湾、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付费自习室行业兴起较早，在北京的“爆发式增长”则是从2019年下半年才开始的。目前，北京的付费自习室超过30家，集中分布在中关村、五道口、大望路、朝阳门等地。

安静、专注的学习环境，是年轻人选择付费自习室的主要诉求。“我是没办法在家学习的，因为家里很舒服，什么都干不了。”正在准备第二次考研的袁翊宸说。汪菲菲来到自习室则是为了避免孩子对自己学习的干扰，已经工作的她正在备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

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学习时需要“仪式感”，或是在某种程度上感受来自同侪的压力。“在学习时，你其实希望能看到旁边的人也在学习，这样心里感觉更‘燃’一些。”正在备考法律硕士的刘同学说。小姜表示，很享受一群人陪自己学习的“压力”，自己买的“就是学习的氛围”。

学习环境是付费自习室的最大卖点。针对影响自习环境的现象，朝阳区定福庄一家店的守则中不惜使用了“强制退卡拉黑”的字眼。望京一家自习室店主绍强说：“95%以上的客人素质都比较高，知道顾及其他人。”

绍强说，付费自习室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行业，在各类考试密集的下半年，尤其是某个重大考试的前一个月，自习室的上座率会明显高于考试淡季。根据多家店主观察，使用付费自习室的大多是在校学生和上班白领，以复习备考者居多，也有来办公、看书、学习充电的。舒悦曾遇到和大学生一起来学习的父母，还有带着自己10岁孩子在双人间安静做事的母亲。

同顾客群体一样，许多付费自习室的店主也是20岁到40岁之间的青年。何秀娟今年26岁，本科毕业的她从福建来到北京创业，和3位朋友合伙在亦庄开了她们的第一间自习室，并且正在筹划着开连锁店。何敬平和她的合伙人都是30多岁，学历都在本科以上，有的还是海归硕士。他们的团队自主研发了订座预约系统，正在尝试自习室的无人化管理。舒悦和尤雅萌是一对90后夫妇，他们更注重自习室的生活气息，希望能够将自习室与文化、公益等领域结合。硕士毕业的廖女士和两位合伙人的年纪都在30岁以下，不满足于朝九晚五的她一直“想找点儿事做”。今年年初，他们从实地调研、发问卷、做数据调查开始接触自习室行业，在9月底开了第一家店。

北京付费自习室的数量从年初的五六家，迅速扩大到如今的30余家，并呈现继续增长的趋势。在中关村开自习室的何敬平认为，付费自习室模式的可复制性正是它“火”的原因，“找个地方、买点桌椅就能开了，但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很多需要细化的东西。”

作为一个主要是年轻人经营、也主要服务于年轻人的行业，付费自习室的人性化和智能化特点尤为突出。何秀娟为了给用户选择一把舒适的椅子，挑了十几种款式。“自己试坐、再请朋友试坐……现在家里还有6把。”舒悦则谈到了自习室桌子的设计：桌面不能太大或太小，小了空间局限，大了则会摆放一些杂物，影响注意力。桌子两侧的隔板要长度适中，使顾客既能在学习时将目光集中在桌面上，又能在放松后靠时看到周围学习的人，以此激励自己。许多自习室还选择使用线上预约系统，甚至用上了物联网技术：顾客可以自助扫码开门，座位的电源与预约系统联通。

关于付费自习室的前景，店主们的看法不一。舒悦认为，虽然自习室在国内作为新兴事物前景可观，但绝不是一个挣快钱的行业。他表示，在北京仍有很多人不知道付费自习室的存在，同行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让市场、大众认识我们。”绍强的看法相反，他认为付费自习室对顾客的经济水平有一定要求，并且“收入的天花板很低”，因为空间和服务内容有限，服务范围也很难扩展。对于未来，何秀娟认为经营付费自习室的同行都处于一个初始尝试的阶段，“大家都在摸索”。宋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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