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黛姮。 李派 摄
她是梁思成的关门弟子,是用数字技术“复活”圆明园的领头人,是“雷峰新塔”的总设计师,83岁的她还是1949年开国大典的见证者。
天安门前红旗飘扬,人们情绪高涨,1949年10月1日,郭黛姮的生日过得尤为特别——从这一年开始,生于1936年10月1日的她,每年与国同庆。
“那天,我就站在天安门前的红旗杆下,周围有中学生、大学生,城楼上的讲话听得清清楚楚。”70年过去,银丝爬满头,皱纹从眼角蔓延,当年的盛况仍然历历在目,郭黛姮说,“一个小孩子,能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有生以来第一次。”
开国大典那天也是郭黛姮13岁生日。她告诉澎湃新闻,以前小孩过生日也不像现在有什么仪式,但从1949年起,觉得自己每年生日都过得特别有意思。
澎湃新闻对话郭黛姮
13岁起,与祖国同一天庆生
澎湃新闻:您印象中1949年,开国大典的情形是怎样的?
郭黛姮:我当时刚升初二,在北京女十二中。开国大典的当天,学校组织全校同学都去参加,那天早上我们起得特别早。我把头发分梳成两个到肩的辫子,衣服没有统一的要求,大家都穿自己最漂亮的花裙子花衬衫。
学校在灯市口,我们集合后从学校走到天安门,到了现场分了很多方阵,周围都是中学生、大学生,开国典礼开始后,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能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当时挺高兴的。我是10月1日出生,过去小孩过生日也不像现在有什么聚会,没太多活动。但是从1949年起,我就觉得每年的生日特别有意思,过得很开心。
澎湃新闻:1949年到现在,70年过去,您觉得国庆庆典有哪些变化?
郭黛姮:这70年变化很大。1949年以后,我们就不只是站在天安门广场了,还参与国庆游行,我们从学校走到东单,再走到长安街上,当时国家领导人都在天安门上,毛主席不时向游行队伍招手。
当年国庆节晚上还有联欢会。我们要到天安门前去狂欢,学生们牵着手跳集体舞、唱歌,各个学校的都有。集体舞开始时我们都不太会,现学现跳,累了就坐下来做游戏,晚上再一起看烟火,要玩到夜里十一、二点才回家。
到了大学,大家都分开了,但是每年还是约好国庆节聚会,地点就在天安门国旗杆旁边,不管你考上哪个大学,最后都会到这里来,头几年晚上还真等着了。在天安门国庆游行集会之后,见见老同学,什么烦心事都忘记了。
与时俱进,创新方面有所前进
澎湃新闻:1954年,您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建筑大师梁思成,此后留校任教。作为古建筑专家,您看到天安门广场有哪些变化?
郭黛姮:1958年天安门广场变化最大。因为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要改造天安门广场,把天安门广场扩大。就在旁边做了两组大的建筑群,一个是人民大会堂 ,一个是革命历史博物馆。1958年全国的建筑界开始忙起来了,除了设计院还有一些高校参加国庆工程设计,当时清华建筑系是六年制,大学四年级的我就有事干了。当时本科四、五年级的学生都投入国庆工程的建筑设计。最后我们清华大学做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设计方案中标。
澎湃新闻: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的建筑设计,特别是古建筑保护上有哪些变化发展?
郭黛姮: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学习苏联,苏联有什么样,我们也盖什么样,前两年我们去苏联参观,怎么感觉好像到北京礼士路了。
1958年国庆工程之后,清华大学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研究院,各大设计院也都扩展了他们的队伍,设计力量充实了很多。以前搞设计的人不怎么敢创新,经过国庆工程之后,我们在创新方面有所前进,不断出一些新的建筑,设计不仅仅是停留在学习苏联建筑形式。
在古建筑保护上,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有几种不同类型。比如圆明园这样的大型遗址,虽然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什么都看不见。人们说,圆明园有说头、没看头,作为一般百姓爱国之情难以释怀。我们与时俱进,利用国家富强以后科技大发展,采取数字化复原出了虚拟的圆明园景观。
有的古建筑也能用复建的办法,使人们能看见实体。比如像我做的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塔项目。雷峰塔有遗址留下来,我不能刨掉,但如果我不给它展示出来,杭州人的乡愁和情感难以寄托,所以我们就在倒塌的雷峰塔遗迹上方,做了架空复建的雷锋新塔,它是使用现代建筑材料——钢结构、铜版作为外装修,还在其中设置了电梯,姑且称之为保护罩。
这些是我们这一代的做法,也许以后会有更好的办法。梁先生和林徽因那时候写的文章说: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所以,遗迹应当保存,不能随便拆掉重建。
对文物要研究透再去做保护
澎湃新闻:上世纪50年代,您为什么选择建筑专业?
郭黛姮:建国之初,建筑学缺少人才。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说建设新中国,大家可以学建筑,跟着梁思成学习。我当时就记在心里了,这之后,我走在大街上,看着这些一个个“庞然大物”,感觉这些建筑也挺值得琢磨的,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里面是什么样?我将来要是能学这个,把它们搞清楚了好像也是一门学问。
澎湃新闻:师从建筑大师梁思成,他对您有哪些影响?
郭黛姮:我毕业后,1961年做他的助教,还是他的《营造法式》科研组成员。我认为梁先生做建筑史研究,并不是只看古书,而要结合实际。
他有一句话,“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秉斯旨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读古文献一定要结合具体的东西去做。
当年,他留美回国,谁也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建筑史,他就决心要把中国建筑都找出来,全国踏遍,到处找,终于在抗战前把能找到的都找了,在抗战后期,贫病交加的梁、林二位学者,终于把《中国建筑史》编写出来。他不是仅跟着古人的描述,去歌颂建筑美的人, 而是致力于搞清楚建筑原委 ,连建筑力学的计算公式都写到论文里。
澎湃新闻:如今我们看到在复原或保护古建筑上,会存在一些争议,比如仿古建筑破坏古迹,复原建筑抹杀了原建筑古味,您认为古建筑的保护应注意哪些问题?
郭黛姮: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对文物要研究透再去做保护,数字的或者实体的文物建筑再现,这样才能做得真实。例如圆明园的数字复原,当时我们研究了有了7、8年,就是专门抠历史档案的材料、考察现场、研究考古发掘成果,把这些认识清楚,才开始做数字化,并寻求能够精准的再现圆明园曾经的辉煌。
回想起十八世纪圆明园曾经成为欧洲发生“中国园林热”的楷模,《圆明园四十景》的木刻版画被编入欧洲建筑师参考图集——《新潮园林详述》。但这样的建筑被英法联军烧毁159年之后,随着我们国家强起来,才有利用数字技术支撑“再现”的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数字圆明园终于走出国门,重返欧洲,在英、法、德、俄等国展出,国外的专家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变成大遗址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已经列为考古遗址公园,对于这样的遗址,做保护棚也好、虚拟再现也好,但绝不能随意在其上建造一座似是而非的仿古建筑。对于有可能修缮的历史建筑,应当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利用原材料、原技术、原形式进行修缮。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随着国家繁荣昌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必定开出更多鲜艳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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