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人,从小在农村长大。那时生活的艰难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虽然乡亲们不至于吃不饱,但主食是地瓜、地瓜干,玉米饼子不能放开吃,大米白面更是稀罕物了。
村里有户单亲家庭,父亲独自拉扯着五个儿子艰难度日。几个半大小子正是长身体食量大的时候,可家里连地瓜干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年端午节,那家的父亲把仅有的一点白面掺了玉米面,擀成面条下到锅里。几个小子早早就端着碗围在锅台旁边,锅底的火刚熄,一个小子迫不及待地掀开锅盖,热气蒸腾中,兄弟几个一拥而上拿着筷子抢捞面条。
最小那个孩子六七岁,刚从外面玩回来,赶紧冲到锅边推搡几个哥哥。他两手空空,没有家什可用,回过身忙不迭地找碗筷,可越急越找不到。眼瞅着哥哥们快把面条捞干净了,满头是汗的他正要咧嘴大哭,猛然瞅见地上有只布鞋,抱起鞋就冲到锅边,直接用手往鞋里捞面条。看到他的手被热汤烫红,其他人都愣住了,他却浑然不觉,低着头猛吸鞋里的面条……
那时实行计划经济,吃穿用度的一切所需都是按人头定量供应,凭票购买。因为缺少花生油,猪油成了家家户户用来炒菜的必需品。每到年底,村里都买几头猪杀了,再按户定量低价卖给村民,以便让大家过一个有肉吃的年。
那年又杀年猪了,吃完午饭大伙就赶到场屋排队买猪肉。负责割肉的大叔把剔了骨的猪身摆在案板上,他谁也不看,只按每户应购的斤两割给村民。时不时就有妇女嘟囔几句,嫌买到的猪肉肥的少瘦的多,看大叔都是挨着割的,也找不出啥不是来,就发着牢骚拎着肉走了。
年猪卖掉一大半的时候,远处传来女人的吵嚷声,还夹杂孩子的哭声。站在场院里的人纷纷转回头,伸长脖子向院门外张望。很快,气得满面通红的山子娘,牵着十岁出头的山子跑了过来,嘴里嚷嚷着:“太欺负人了,大伙看看这都割的些啥呢?”她从山子手里夺过肉,举起来让大家看。
在场的村干部刘伯赶紧迎上前问她是怎么回事。“下午俺有事不在家,让俺家山子来割肉。你看看,这不是欺俺孩子小吗?净给割的瘦肉,叫俺怎么炼油呀!”众人一看,她手里举着的是块五花肉,肥的其实也不少,一时也都无语了。 “娘,俺想吃瘦肉,留下好不好?就不要换了吧! ”山子抹了把眼泪,央求他娘。 “就知道吃吃吃,这样的肉你也要!你是馋死鬼托生的?”山子娘又劈头盖脸地打了儿子两巴掌。
本来就憋屈的山子被打得吱哇乱叫,刘伯皱着眉把他揽到身边安抚着,转身对割肉的大叔说:“把我家那份肉割了,肥肉都剔给山子娘吧。”大叔迟疑了一下,就按他说的做了。接过肥肉时,山子娘有些难为情,涨红了脸。刘叔又拿刀从他买的肉上切了块瘦的塞到山子手里,对山子娘说:“村上分年猪是让你过年吃的,哪能都炼了油?大人省省就罢了,可不能委屈了孩子。”山子小心捧着那块瘦肉,眼泪还没擦干,就跟在他娘身后蹦蹦跶跶地走了。
现在人们衣食丰足,与三十多年前相比,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变。现今的人们讲究少油低盐,不由让我想起仿佛发生在昨日的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对当下的好日子更加珍惜。正如大河涨水小河满,有了改革开放才有咱老百姓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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