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妈妈经常让我站到某个地方。
——正宇呀。
——嗯。
——在那儿站好。
妈妈让我站到某个地方,我就会一动不动地调整呼吸。
——正宇呀。
——嗯。
——看这儿。
我不记得是谁告诉我,拍照时要静静地站好。可能是个非常平凡的人,这个人知道好事很快就会过去,这样的日子不会经常到来,就算到来也很容易被忽略。所以遇到这样的瞬间就要看清楚,固定在一个地方……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人。事实上我们家曾经有过几次这样的机会,尽管不多,不过的确有过。每次我们都像“愉快地跳舞,停下来”这句歌词说的那样,准确无误地停下来。做成了成为过去的完全姿态,完全的准备,在心里数数,然后冲着相机笑。
在光线不充分的空间,偶尔会发生曝光。相机“砰!砰”地在时间上画出粉笔道,剪掉了现在。曝光的声音好像降落伞张开,伴随着或许会死的不安和活下来的安心,像覆盖司机的气囊那样给人以松软的刺激。
——正宇呀。
——嗯?
妈妈发出“砰!”的声音,尚未被选择的剩余风景苍白地飞走了。我经常闭上眼睛,偶尔会为蒸发感到可惜,于是明朗地笑,像拉降落伞的绳索似地翘起嘴角。
很久以前的照片上,我总是显得很尴尬,很有自知之明地站在那里。背后是说不清楚的颜色,可以说是1970年代的色彩,或者说是乐观蓝,环抱在柯达的明度和富士式的色度之中。有时流露出阴沉得好像要马上消失的表情,朝着某个人,朝着某个人想要的未来露出分辨率很低的微笑。镶嵌在照片里的无知,永远的无知却刺痛着心里的某个地方。我们说不知道什么的时候,大多意味着可能失去什么。刚刚给予就要夺走,这是照片常做的事。所以在很久以前,妈妈手里拿着沉重的相机呼唤我的声音,充满对生活的期待和乐观喊出的“正宇呀”,那种奇怪而酥麻的感觉,或许就是事先呼唤将要遇到的丧失的名字,只是当时还不知道该怎样称呼。
关于光线,我还想起另外的场面。那是爸爸像烤篝火似的坐在电视机前,接受电磁波辐射的场面。爸爸在穷乡僻壤长大,想见邻居,都要走很远的路。太阳落山后,村庄里黑得连身边人的手都看不到。下雪了,就张开嘴巴品尝冬天;下雨了,就偷听陷入冥想的大地在吟唱;偶尔也跟大人们学习取悦鬼神的方法。尽管是半个世纪前的事,然而想起那时候,怎么说呢,感觉爸爸不是从另一个“时代”,而是从另一个“世界”来到这里。明明是亲身经历,有时却感觉自己的人生像是从哪里读到或听来的故事。尤其是平日上午呆坐在电视机前看癌症保险广告的时候尤其如此。大概是认定老年人记忆力和分辨力下降,老演员清清楚楚地重复着刚刚说过的保险公司电话号码。这种时候突然感觉这边的世界和那边的世界都很陌生,仿佛误闯了别人的房间。我在心里暗自思忖,“是的,爸爸,癌症的话题会摧毁所有人的心情”,可是没有说出口。我只是茫然地注视着爸爸拿着咖啡杯的手。那是大学毕业前几天,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那天看到的爸爸的手依然很大,很厚,里面谦虚地盘踞着通过长期劳作锻炼身体的人特有的正直和严苛。爸爸用那双手判定某个人的错误,明确规则,做出惩罚。这是我从妈妈那里听来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那个年纪放弃稳定工作,通过做裁判来维持生计并不容易,只是无法重返讲台了。因为丑闻的生命力比世界上任何病菌和疾病都更强。爸爸像看井水似的凝视着冷咖啡,好像除了咖啡杯就没什么可以抓在手里,不肯把杯子放下。那是一双识别不正当行径的手,树立原则的手,呼喊“发球失误”和“双发失误”的手,也是在多年未见的儿子面前无所适从的手。挂在咖啡厅天花板角落的扩音器里不停地流出舞曲的旋律。感觉像有人用盆子装满噪音,兜头泼向我们。再加上邻座的学生们连续几十分钟猛烈诽谤某个人,我的头都疼了。他吗?和教授?天啊,怎么会这样?一副自己的道德受到伤害的表情,像是惊讶,其实是开心。我也很熟悉这种开心的感觉。
全部说完在家里准备好的“对话中除掉关键问题之外”的话,爸爸就不知所措了。良久无语之后,桌子上的手机发出振动音,爸爸大吃一惊,伸出大手抓住手机,像是在摸滚烫的东西。一手捂着嘴巴,小声说道,“哦,看到了,哦,哦,一会儿再打给你。”不一会儿,我说我要回助教室了,爸爸这才把一件东西放到桌子上。一个高档盒子,外面是黑色,刻着水波图案。盒子上面刻着象征万年积雪的小小的雪花。爸爸祝贺我,说了些客套话,然后说毕业典礼他可能参加不了,好像别的时候都来了似的。
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爸爸。五年前,我们在婚礼上见过一次。与其说是“见面”,倒不如说“擦肩而过”合适。爸爸在父亲席上坐了会儿,以妈妈和我期待的方式,时间长短也是遵从妈妈和我的心愿。为了不被婆家诟病,妈妈无奈地和爸爸合影。他们像“职业玩家”和“职业高尔夫球手”中的“职业”父母,从始至终不失微笑。
几天后我新婚旅行归来,家里收到一个包裹。那是爸爸寄来的新婚礼物。我看电视,喝茶,准备出门,一直没对包裹表现出丝毫兴趣。最后妻子撕开了箱子。箱子里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品牌红参真液。“放到车上吗?”我记得妻子这样问的时候,我只是默默摇头。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听到了爸爸不做网球裁判,到处推销保健食品的消息。后来又去了什么体育用品店工作,又学习什么粉刷技术。偶尔听到爸爸的消息,转眼就是二十年过去了,最近我听一位社区的朋友说,“我在路上见到你爸爸了。”朋友说是在南九老人力市场附近遇到爸爸的,变化太大,差点儿没认出来。看我没有回应,朋友摸着啤酒杯说,可能是自己看错了。“怪不得看起来不太对劲儿,”朋友转移了话题。
变成“别人家”的人之后,仍然参与“我们家”的活动,这是爸爸常做的事,像蒙住双眼的人依赖指尖的触觉猜测事物的名称,爸爸借助“礼物”的形式摸索人生的重要节点,努力去纪念。据我所知,即使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爸爸也这样做。和妈妈分开后,爸爸每月按时给我们寄生活费。最初几年是每月一百万,某一天开始变成八十万,后来减少到五十万,三十万。不过寄钱时间真的很长。最后一次寄了二十万零几千。如果汇款迟了,爸爸一定会联系妈妈。他就是这样的人,就像严冬时节整齐叠放在房间里的被子,端正、厚重而沉闷。当我听说爸爸因为神秘事件放弃学校的工作,而到江南某网球场担任裁判,我觉得爸爸很适合这个位置。那之后,爸爸在我高中毕业时寄来了电子词典,大学入学典礼时寄来了领带,我参军的时候寄给我手表。一看就知道是煞费苦心,其实普通至极的东西。大家都送钢琴、鲜花之类。红参真液是我从爸爸那里收到的最后的礼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的消息越来越少,这不是因为爸爸变得冷漠,而是因为他的儿子已经长大,完全有能力独自处理社会仪式了。他自己的人生和我的人生中都不再有值得鼓掌庆贺的事情。时隔几年后打电话约我见面,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因为妻子怀孕的消息。
…………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外面是夏天》,[韩]金爱烂著徐丽红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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