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失败者得永生

杨文明 摄

在一篇流传甚广的名家散文中说到，唐人张继因科场落第黯然返乡，途中某日夜半辗转失眠，遂于感时伤怀中完成《枫桥夜泊》。他的英名由此而不朽，永远高悬在中华文化的名人榜上。而与他同科的那位状元姓甚名谁，却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河床深处，千年之后无人记起。

这文章当然有问题，首先是故事未必经得起推敲。因为另有说法是张继当时已经考取功名，写诗时的身份是乱世飘零的游子，并非失意的落榜生。但很显然人们更愿意接受他落榜生的人设。而接受了这种人设，就无法避免接下来的质疑：如果说作为一名落榜生而名垂千古，是一种告慰或者补偿的话，那么一个科举失败的读书人，他自己会觉着人生如意吗？身后的盛名和生前的实惠，哪一个才是重要的呢？我们作为千年后的看客，可以毫无负担地欣赏这个失意者的诗意，用他深夜未眠的痛苦来达成我们对于文学之美的期待与满足——这真是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种心理是不是有点残忍呢？

不过，如果真这么较真的话，古往今来的艺术殿堂、文学大厦也许就会在顷刻间轰然倒塌了。不是么？我们会赫然发现，在文艺史上彪炳千秋的故事，多半是失败者的故事，在人们心中反复惦念的大师们，多半是壮志难酬的失意者。梵高生前穷困潦倒，没有卖出过一幅画；司汤达自视颇高，但也只能在冷落中宣称自己的小说是为下个世纪的人所作；杜甫一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在他的时代却不为人所重视；海子在殒命山海关之前，也常年在粗糙简陋甚至尴尬窘迫中生活……这些人，他们把自己活成后人眼中的唏嘘，用自己的悲催故事背书着天才的曲高和寡。呜呼，时运不齐，命途多舛，有怀投笔，无路请缨，这种种巨大的郁结发酵成为后人代代相传的感慨、嗟叹、咏歌，当然也可能是捶胸顿足。人们都热衷寄情于不如意的人生，哪怕是才情天纵如诗仙李白，今人最爱强调的也是他谋求仕途的失落，对月伤怀的孤独，而不是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前呼后拥、痛饮狂歌的张扬快意。——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阴暗心理呢。不，这才是最为经典，最为正统的审美观。悲剧，在审美的等级中，一直是毫无愧色地高居圣殿王座，而把喜剧贬为台阶下供人取乐的小丑。在悲剧带来的强烈情绪撞击中，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满足感就会生发出来。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大家可以畅快淋漓地沉浸在这份安全无害的感动中长吁短叹，眼泪汪汪。

——也不要说仅仅是在西方美学体系中才推崇悲剧，中国人更喜欢其乐融融的大团圆云云。想想中国的四大名著吧，只有一部《西游记》最终修成了正果，而它的主角大多数还并非人类。其余几部哪一个不是到了篇末只剩下一片寥落、满纸伤情？除却这些殿堂上的名著，在民间说书人那里最有听众缘的 《岳飞传》《杨家将》，又哪一个不是每每让人听得扼腕痛惜、钢牙咬碎，悲痛得内心难以平复？相较于忠臣受诬的冤屈、英雄蒙难的神圣，那些封妻荫子的大团圆故事总不会让人如此刻骨铭心。有这样的机会，让自己的灵魂在遭受巨大冲击后得到净化、升华，抽离出日常的庸碌麻木，蝇营狗苟，充分融化入那团圣洁的艺术灵晕中，不亦快哉。

——于是，千百年来，经过千淘万漉，一部文学史基本上成了失败者集中营：早早窥破命运阴险嘴脸的俄狄浦斯，虽毅然付诸行动坚决逃离宿命，但这样只导致了他被命运击败得更惨。而与行动派俄狄浦斯相反，莎士比亚笔下那位长于哲思却弱于行动的哈姆雷特王子，屡屡堕入终极思考的深坑，却于常人现实的伦理与心态格格不入。善感多思优柔寡断，决定了毁灭一切的结局。

最惨的一种失败，则是万劫不复。那个笔名曹禺的年轻天才比任何人都残忍。一座阴森森的大宅子里，缠绕着两代人的各种乱伦和不堪。终于在那个雷雨大作的深夜，所有的谜底彻底揭开。年轻的孩子们须臾之间尽皆暴毙，年长的两个女人陷入疯癫，而单单留下这出人间惨剧的根源制造者——老父亲周朴园，让他清醒地活了下来，独自承担最彻底的惩罚。可他又做错了多少呢？当年他也曾是被伤害的对象，不至于罪无可赦。但这一切无可解释，只因为总需要有人充任那个被诅咒而且无法解除封印的终极罪人。

那么，为什么文人墨客们这么热衷于经营失败者的故事，自觉找虐？这种心态又该怎样解释？看客们倾情于失败者的故事，是因为他们站在相对抽离的地方，然后这些故事激活了他们通常被尘封被压抑的激越情感，让自己能够从感动、共情中体验到自我的净化、升华，从而拥有温暖而刺痛的满足。那作为创作一方，刻意炮制失败者的故事，是想要以此自况，借助这些人的故事来表达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吗？或许是的。文学中人，他们敏感多思，对自我和世界总是有不同于常人的认识。

当然，这种“失败者”的自我定位，毋宁说更靠近文学史上的“零余者”，局外人。他们因为过于清醒地看到了生活的荒谬或可悲，字里行间也透出一层“人间不值得”的意味。很难说是他们失败了，还是这个世界本身太让人无法投入。像年轻的霍尔顿总想着去做 《麦田里的守望者》，但他不可能找到这块悬崖边的金色麦田；而加缪眼中的《局外人》莫尔索作为一个成年人，显然表现得更加老辣。他饶有兴味地注视着生活中人们的盛装出演，但并不致以微词；他也很乐意投身其中，而且无动于衷。他放弃自己生命时的轻松随意，让“作死”这个词都显得太浮夸。

而真正的失败者，应该是强烈坚定的信念或欲求被毫无怜悯地摧毁，或者是一朝猛醒却发现一切原来并非所是，要么是生活，要么是自己，在一直骗自己。二者的区别在于：对于前一类故事，文学中更多的是控诉，是愤懑，而对于后一类故事，则更多的是痛入骨髓的冷峻和无情。

《无名的裘德》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个赤贫一个巨富，然而他们在追求人生实现的道路上同样一败涂地。裘德拥有聪明和勤奋，却无论怎样也叩不开专属傲慢贵族们的大学之门；盖茨比富可敌国，却总也走不出一个女人浮华的阴影。他们各自渴盼着，努力着，毁灭着。从19世纪到20世纪，阶级和门第，这道分割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闸门，就这样把这两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碾得粉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人人生而平等，道理讲了两千年，人类到底还是进步寥寥。裘德们和盖茨比们低调卑微的死亡，也是力透纸背的控诉。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无疑义地说，近现代的中国文学就是一部失败者的控诉史，当然也是他们抗争史。现代小说起源处的《狂人日记》就是一个绝佳的隐喻，这个在人群中被侮辱被伤害的失败者，同时也有着令人惧怕的犀利和力量。有时候这个人也会在颓唐中《沉沦》，但很快就能在另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从最平凡的美好中重新鼓起勇气；他遭受《幻灭》，开始《动摇》，但也不会放弃《追求》；也许他是一名乱世中屡屡被欺凌的《少年漂泊者》，悲惨而短暂的一生充满不幸，但他会激励起一批同龄人成为 《冲出云围的月亮》……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著名论断，早已道破所有的玄机。在一个正在遭受深重失败的国度，又怎能生长出扬眉吐气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一以贯之的阴柔伤感的主调，又怎能让不堪回首的晦暗年代脱离干系？

文学不能脱离时代，不管作家个人宣称自己保持了多少公里的安全距离。只是，无论时间跨越千年，社会几经变迁，在文学史中多数时间是唯失败者得永生，和人类的社会发展历史正好相反。这是否也是人类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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