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警察的反家暴观察：难以终止的婚姻和停不下的拳脚

民警万飞陪伴家暴命案中被害人的孩子。受访者供图和过去39年一样,60岁的王永芬还是没能招架住丈夫突如其来的拳头。

王永芬被打瘫在地,呼吸困难。

暴力是从婚后的第二年开始的,第一次挨打之后,此后的39年里,丈夫的拳头再没有停止过,怀孕期间也未能幸免。

屋子没打扫干净,饭菜没及时准备以及过多的唠叨都能成为暴力的来源。到婚姻的第39个年头,王永芬身上到处可见因殴打产生的疤痕,它们留在了王永芬的额头上、眉骨上、脸颊上和手腕上……

这次,王永芬选择了报警。不到1小时,她的报警信息就出现在了万飞的微信弹窗里。

作为湖北省监利县反家暴公益组织“蓝天下妇女儿童保护协会”(以下简称“蓝天下”)的负责人,近三年时间里,万飞接触了超过1300例涉家暴的家庭纠纷案。他探索出了“妇联+公安+社会组织”的反家暴工作联动模式,把反家暴工作中的主要责任主体链接起来,合力解决家暴受害者问题。

2016年11月,全国妇联所做的《中国家暴现状》数据显示,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24.7%遭遇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受到丈夫殴打。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在万飞看来,有法可依确实对家暴的发生起到了遏制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观念,家暴仍一定程度上被视作家务事,甚至包括受害者在内,大部分人对家暴的零容忍度尚未建立。反家暴作为一项长期工程,道阻且长。

“过去的反家暴更像是关在家门里的事情”

万飞的微信头像极容易辨认:天蓝色的圆形背景上飘浮着一朵白云,白云下方附字“监利蓝天下”。2014年,他在监利县发起“蓝天下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由县妇联主管,并以此为会标。

与其他公益组织领头人不同的是,今年53岁的万飞,是一名警察。

2014年秋季,全国接连发生多起女大学生遇害、失联案件,这些案件引起了时任监利县法制大队队长万飞的注意。万飞组织公安局同事在全县中小学校开展了多场以“妇女儿童安全教育”为主题的讲座。

因不满足于只做“低效”公益,2014年,万飞提出了创建“蓝天下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的构想。2015年3月,“蓝天下妇女儿童保护协会”在当地民政局注册成立,业务内容包括反家暴、孤儿陪伴、留守儿童关爱和心理援助等公益活动。

但接到的第一起涉家暴求助案就让万飞犯了难。顶着红肿嘴唇的家暴受害者找到万飞,要求帮她结束为期7天的婚姻。但这桩未经民政局登记的婚姻让万飞束手无策,由于家暴案发生在异地,万飞也缺少相应的管辖权。

“民警接到家暴警情案件,警察的职责是制止家庭暴力,进行调查取证,并给出处置措施”,但万飞发现,“受害者的关注点包含更多方面,他(她)需要摆脱家暴、需要离婚、需要情绪发泄……受害者的需求太复杂,一个机构解决不了”。

万飞告诉记者,在缺乏支持系统的情况下,许多孤立无援的家暴受害者都会采取自杀或者以暴制暴的极端措施。

遭受39年家暴的王永芬让万飞印象深刻。“蓝天下”的心理咨询师找到老人时,因丈夫拒不承认家暴行为,警方一时无法处理,心情抑郁的老人一气之下买了3瓶农药想自杀,最终被邻居劝下。

这不是王永芬第一次采取极端行为,过去39年,因愤恨,恐惧,又苦于无人支持,对抗暴力的方式,王永芬想到的是自杀。

11年前遭遇一次严重的家暴后,她找来木梯,想要自缢,绳子刚挂上次卧天花板的铁钩,大儿子闻讯赶来,救下了她。她还不死心,为了不让儿子再跟随,她借口上厕所,打算一头扎进旱厕里那个四四方方的口子。扶着墙壁慢慢走向厕所的时候,姐姐闯了进来,把她拉住。

2016年11月,全国妇联所做的《中国家暴现状》数据显示,全国每年有15.7万妇女自杀,其中60%因为家庭暴力导致。而在监利县,按照万飞提供的数据,2011年到2018年,因家暴引发的命案占全县命案的29%。

多部门联动的家暴应对思路

7月28日,“蓝天下”记录了如下警情:

“凌晨02:36毛市镇女子称被老公家暴”

“早上11:08龚场镇男子称被儿子家暴”

……

这些涉家暴警情由县公安局110接警台的值班人员记载,并上传至名为“监利110家暴群”的微信群里。这个群由万飞建立,包括他及监利县公安局的12名接警员。类似的微信群共有9个,“监利县妇联干部群”,“潜江反家暴群”,“洪湖万家无暴”……县和乡镇妇联、公安局法制大队、县法院民事庭、县法律援助中心、4家律师事务所、县救助管理站相关工作人员和监利蓝天下项目执行人都被纳入群中。

以“妇联+公安+社会组织+X”联动模式解决家暴受害者系列需求,这是万飞想出的家暴应对思路。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其中规定居委会、村委会、妇联、公安机关、法院都有义务为受害人提供相应的帮助,但却没能明确指出各职能部门的权责和联动问题。

经过前期的实践和调研,在《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的同期,万飞加入了湖北省妇联的“公益木兰”创投平台,申报“万家无暴”项目,并在项目中首次提出“妇联+公安+社会组织+X”的家暴应对思路。

在万飞设计的联动模式中,发现家暴后,公安民警会在接警后及时出警处理；同时,万飞和心理咨询师们会尽快与受害者取得联系,首先了解当事人的伤情,强调危险情况下的自我保护措施；其次确定警察的出警情况和对施暴者的处置结果,提醒对方及时取证；评估受害人需求,并为其提供包括心理疗愈在内的多项帮扶。

如今,110的接警台成为“蓝天下”获取涉家暴警情的主要来源,万飞回忆,预警系统初建立时,收集到的信息并不多。在2017年年底,“蓝天下”开始对每条由接警员反馈的涉家暴警情予以5元补贴,“蓝天下”收集的家暴警情大量上升,至2018年,他们共接到了419起家暴警情,是2017年的3倍。

难管的“家务事”

《反家暴法》实施以来,监利县人民法院一共核发了6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其中有两份是监利县妇联和公安局代受害人申请,四份是由受害人自行申请。

在万飞看来,人身安全保护令核发数量低,也与受害人维权意识淡薄有关。

万飞曾遇到过一位家暴受害者,她在遭遇第三次家暴后报警,却又担心警方的处理措施会影响丈夫的升职。在万飞的建议下,她从警方处获取《告诫书》,事后她告诉万飞,以前爱打麻将的丈夫在被告诫之后连着一周没有打牌,还能帮忙分担家务。

截至2019年7月,监利县公安局对家暴加害人刑事拘留15人,行政拘留26人。出示的告诫书超300份,万飞曾经对这些处理方式进行检测,观察其后期的复发率,结果发现,口头处置的复发率大约是15%,而告诫制度的复发率仅为1%。

7月12日,监利县棋盘乡的家暴受害者杨玲玲被丈夫家暴后头皮血肿,右耳缝了8针。杨玲玲告诉记者,她报警后,警察只是对施暴丈夫进行口头警告,她要求拘留丈夫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她记得警察当时跟她说的话:“家暴三次才形成拘留条件”,“哪有夫妻不闹情绪呢”。而就在警方处理后的第二天,杨玲玲就收到了来自丈夫的“挑衅”:你报什么警,报警有用吗?

7月18日,棋盘乡派出所签发了对杨玲玲丈夫的《告诫书》。该派出所所长吴坚称,这是所里在7月出具的首份《告诫书》。

吴坚说,在《反家暴法》颁布之前,所里应对家暴案主要以劝和为主,而现行法律之下,将会依据家暴案件的标准对施暴者进行治安处罚。对于一周之后才对杨玲玲丈夫签发《告诫书》,吴坚解释为调查取证的必经流程。

但在万飞看来,这件事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家暴在基层执法领域仍一定程度上被视作家务事。还有就是观念问题,根据万飞所做的调研,在其近年来接触的1300例家暴案例中,首次被家暴就求助的受害者仅占2%。包括受害者在内,大部分人对家暴的零容忍度尚未建立。

在杨玲玲过去15年的婚姻里,7月12日那天不是她第一次被丈夫殴打,是她在性命受到威胁时,首次选择报警。事后她告诉记者,她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丈夫愿意低个头,杨玲玲“还想跟他好好过”。

生活在丈夫的拳脚下39年,王永芬却不止一次地想到离婚,这样的想法在每次提出来的时候,都会遭到父母和哥嫂的反对。他们告诉王永芬,至少在顾念孩子的分儿上,要忍下去。

受害人为什么难以从暴力关系中逃脱,万飞认为“那根绳子不是系在他们脚上,是心上”。这使得在很多涉家暴的家庭纠纷中,不仅离婚成为难题,还导致在部分结束了婚姻关系的家庭中,以孩子为纽带的夫妻双方再次走到一起,暴力仍会延续。

王永芬则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婚姻。此前她报警称遭受丈夫家暴,因丈夫拒不承认,警察最初便以家务事为由未作处理。几天后,王永芬在未通知丈夫的情况下接走了丈夫疼爱的孙子,丈夫报了警。两方再次面对警察的时候,王永芬问警察:“这回家务事你们能管了是吗?”

这场“闹剧”终以丈夫同意离婚收场。

(文中王永芬、杨玲玲为化名)（据《新京报》)

新闻推荐

快递末端违规收费整治受理群众举报237件 圆通和韵达最多

为整治快递末端服务违规收费乱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快递市场秩序，国家邮政局部署从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全面开展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