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快的阅读 疼痛的思考 读东西《耳光响亮》

?洪治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记忆。这种记忆随着时间的历练不仅不会淡忘和消失，还会在生命中形成越来越深的隐秘情结。在我看来，东西的《耳光响亮》就尖锐地触到了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人的成长记忆。它通过一种喜剧性的诙谐气质和黑色幽默式的叙述方式，在重现历史记忆的同时，既揭示了我们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种种悲剧真相，也让我们深切地洞悉了内心深处的某些隐秘情结。

《耳光响亮》将故事时间择定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他们艰难的告别与迷惘的寻找的一种“人生转型期”。以牛氏三姐弟为代表的六十年代人，正是在这种独特的社会背景下出场了。他们四处寻找新的人生理想，却又被急剧变化的生存现实所扭曲。东西精心选择了牛翠柏作为视角，通过这个不谙世事而又必须时刻直面世事的叙述者，为历史记忆的重现打开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也使我们在那种缭乱的现实秩序中看到，生存的痛苦与诗意的理想竟然如此奇妙地缠绕在一起，不幸的遭遇与精神的贫乏却将生活捣腾得鲜嫩无比。

小说的主体事件是由牛正国的突然失踪所导致的整个牛家内部的解体。面对父亲的消失和母亲的离走，牛红梅、牛青松、牛翠柏三姐弟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这里，东西彻底抛开了权力话语对人物成长的制约——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对于牛氏三姐弟都已不复存在。突如其来的灾难被无人管束的自由放纵所代替，传统伦理的正常教育被青春激情的全方位迸射所消解，这使得他们在直面复杂的社会现实时，不仅失去了必要的心灵关怀，也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引导。同时，由于传统教育的疏离，以及青春期少年本身的非理性躁动，他们不可能理解人生的道义、责任和义务；而正常的生存价值观的缺失，又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步入一种伤害与被伤害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在失去丈夫和家庭重荷的双重盘压下，母亲何碧雪选择与金大印结合，试图以此来挽救濒于溃散的家庭，肩负起孩子成长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她的所有努力，最后却被子女们无穷无尽的伤害所取代。牛红梅希望用少女最为可贵的无畏和纯真去寻找自己的情感归宿和幸福人生，然而，在那个浪漫与温情早已缺席的年代，现实最终以极为冷酷的手段消解了她对生存的诗意怀想。她与冯奇才、杨春光都曾经历了生死爱恋，但物欲、肉欲以及声誉却从各自角度一次次地强调剥夺了她的爱情权利。在爱与欲望的永久性对峙中，她像堂·吉诃德战风车一样，韧性越强、挣扎越努力，悲剧性也就越深刻。她的最后选择，实质上是用现实苦难彻底地支解了有关爱情的所有神话。牛青松和牛翠柏的生存经历，更是充满了悲剧的震撼力。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被伤害者，同时还是伤害他人的能手——这个“他人”不是别人，而是给了他们生命、爱和成长关怀的亲人。他们以少年特有的反叛精神和对自我“尊严”的捍卫，陷入了某种可怕的伤害与被伤害的怪圈之中。

在这场青春扭曲的过程中，东西始终将冲突的可能性安置在血缘亲情的内部，以骨肉之间不知不觉的残害来凸现理想、爱和关怀的可怕缺席。在叙事表层，它带给人们的是强烈的情节冲突，但这种冲突由于超越了常理规范，因而直入人性内部，构成了作者对精神畸变的拷问和质疑。但它又不是从经验的意义刻意地消解许多人性基质，而是通过这种人性基质的不断被颠覆，表达了作家对成长记忆中历史、社会以及人类生命本体的再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一沉重的历史记忆，东西却择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叙事方式：诙谐机智的反讽与细致缜密的写实相糅合，记忆流程的解构与经验场景的临摹相穿插，主流价值的显在消解与人性主体的潜在呼唤相映衬……一方面，东西大量地借用了那些带着明确历史标记的语录和口号，让它们潜伏在人物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构成人物表达思想的自然语言，将悲剧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历史之中；另一方面，他又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性特长，将反讽、诙谐、调侃等手段融会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喜剧式的叙述风格。这使整部小说在叙述语言上保持着轻松、机智、幽默的鲜活情趣，阅读起来，意趣横生，快感十足。

但愉快并不意味着轻松。恰恰相反，《耳光响亮》在制造了一个愉快文本的同时，其实早已将很多尖锐的疼痛潜藏在故事的内部，并由此向我们道出了这样一种真实：成长、环境、遭遇、努力……一切可以言说的和无法言说的——它在演绎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同时，也撕裂了他们那饱含伤痛的、真实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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