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黄帝四经》之考证（四）

张凯飞

“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不可疏远宗族，不可怠慢民众，安抚近邻，控制四方。君主必须发展经济，讲求富国之道，国不富就谈不上行仁政，不行仁政就不能团结宗亲。疏远了宗亲就会受害，失去了人心就会失败。仁义就是“敬其众，合其亲”，就是尊重民意，团结宗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尊重民意就能得到人民拥护；团结宗亲就能得到他们的敬爱。这些就是行仁义的准则。《六韬·国务第三》指出：“为国之大务，爱民而已”。“爱民奈何？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乐而无苦，喜而无怒。”要给人民利益而不要损害他们，要促进人民生产而不要破坏他们，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而不要杀害他们，要给人民实惠而不要掠夺他们，要使人民安乐而不使他们痛苦，要使人民喜悦而不使他们愤怒。“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和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

“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已物。此爱民之道也。”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统驭人民要如父母保护子女，兄长保护弟妹那样，见其饥寒就为他忧虑，见其劳苦就为他悲痛，施行赏罚就如自己身受赏罚一样，征收赋税就如夺取自己的财物一样。无论《黄帝四经》还是《六韬》治理国家的思想，都以民为重，民为本。事实，姜太公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姜太公治理齐国“五月报政”的历史记载，正是“以道治齐”“举贤而上功”的成果。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周公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太公到齐国，“修政，因其俗”，管理政治，顺着当地老百姓自己的风俗。他没有搞什么移风易俗，顺着你的风俗来。“简其礼”，他没有在齐国搞礼教，而是顺其自然。“通商工之业”，因为那个地方农业条件不好，他就鼓励商业和工业发展，“便鱼盐之利”，利用靠近东海海边的便利条件，发展渔业和盐业，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而人民多归齐，齐最终成为大国。”

由上观之，《黄帝四经》和《六韬》“道源”相同，世界观想通，思想和治国方略都是高度的一致，又同处一个历史时期，一个不可替代的个人历史背景，因此，符合同一个历史人物“个性化世界观”相同的哲学判断，才有《黄帝四经》和《六韬》具有相同的“基因”。

四、《黄帝四经》与《易经》的关联关系

有学者论证：“《黄帝四经》的‘阴阳刚柔’说，从哲学层面来看，与《周易》是基本一致的（本人已通过《姜太公与周易的前世今生》一文，考证了《周易》出自姜太公之手）；《黄帝四经》与儒家对‘和’的理解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在这方面，两家形成了互补的理论态势，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帝四经》重视文明教化对社会的作用，与《周易》及儒家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个发现是情理之中的，不是偶然。台湾著名学者陈鼓应赏析道：“《黄帝四经》研究的课程，一方面我注意到这书和《管子》《文子》《鹛冠子》等战国黄老之学著作的内在联系，另方面我也留心到它和《易传》的思想脉络发展的关联。《黄帝四经》是现存最早也最完整的黄老道家的作品，它的出土，使我们对于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取得思想界主导地位的黄老学派的发展线索，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与评估。”

陈鼓应在《黄帝四经今注今译》一书中较详细地关注到更多处《黄帝四经》跟《系辞》的关系：“饶有意趣的是我们将《黄帝四经》与《系辞传》对照，发现不少互见重出之处，这反映了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的一些内在联系。……我们再将《系辞传》与《黄帝四经》两书原文仔细对比，就会发现《系辞》里有不少文句与《黄帝四经》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兹举数例为证：（1）《经法·国次》‘天地位，圣人故载’，《系辞》引作‘天地设位，圣人成能’”；（2）《经法·六分》‘物曲成焉’，《系辞》引作‘曲成万物’；（3）《十大经·本伐》‘方行不留’，《系辞》引作‘旁行而不流’；（4）《称》‘麋论天地之纪’，《系辞》引作‘弥纶天地之道’。其他相近的句例也可发现，如《经法·道法》‘明于天之反……察于万物之终始’，《系辞》则作‘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经法·君正》‘地之本在宜’，《系辞》则作‘与地之宜’……”《系辞》是帛书《周易》卷后的一篇，或者说《系辞》只是后佚书中的一小部分，可以想见，《黄帝四经》与《周易》《易传》其他七《传》相关联之处自不待言。

当代著名国学家、教育家熊春锦先生讲解《黄帝四经》说道：“《黄帝四经》，上承于伏羲内文明的易道文化思想，构成了鲜明时代特征的法道文化思想，在2500年前就完全成熟，继而盛行于西汉初期……它与《易经》一样，是开启智慧头脑、培育圣贤心灵、弘扬道德文化、实现民族复兴昌盛的教材和诵读的课本。”他继而更加深入地剖析了《黄帝四经》和《易经》中存在的“内圣”和“外王”的概念，竟如此相似。”

此类文意相近，思想深邃相似之处，不胜枚举。如：《易经·师卦》中：“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能以众正”，能够带领、率领、垂范于众人，都进入中正近道的方向。真善建德，中正近道。善正德者，可行王道。《黄帝四经·道法》：“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就是说，心胸宽广能包容一切的人是精明的，最为精明的人才能建功立业。遵循天道法则的人才能达到因人制宜和因物制宜的静，处理问题达到所有人内心钦佩至静的状态，才能成为圣人。正如《易经·乾卦》所说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按天道求法，以法引行，何事不克，何事不谐。《黄帝四经·<论>第六》：“天执一，明〔三，定〕二”。陈鼓应教授注释道：“《十大经·观》：‘始判为两，分为阴阳’、《周易》：‘分阴分阳’都是此‘定二’的意思。”《黄帝四经·经法》：“斗石已具，尺寸已陈，则无所逃其神。”《易·系辞上》：“阴阳不侧之谓神”。韩康伯注：“神也者，变化之妙极万物而言，不可以形诘者也。”陈鼓应注：《系辞》使用“神”与《经法》此处同义。

可见，史学家确认了《黄帝四经》跟《易经》具有“思想脉络发展的关联”，换言之，两部作品多处呈现出相同基因的要义和表象，是“同胞兄弟”，由此可推断，这两部经典著作有着“同母而生”的“血缘关系”，皆出于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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