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养生命的器具□谢忠谋

今年春天，我们学校要创办少数民族示范校，花钱从农村收购一些废弃的石磨、碓、簸风机、织布机，还有猪槽和黄缸等，古董一样展览在学校的文化长廊里。这些农村用具，一刹那把我的童年记忆像影片胶卷一样一截一截地拉出来。

我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自从记事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用具，家里一直在使用。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就是石磨，虽然老家的瓦房已拆除重建，有些农具早已陈旧腐烂不知去向，但是陪伴我童年的石磨还安置在偏房里，它成了父辈和我这一代人生存的见证，当然也成了农村变迁的见证。

据说中国最早的石磨，是鲁班发明的。在石磨发明之前，人们要吃米粉、麦粉，都是把米、麦放在石臼里，用粗石棍来捣。用这种方法很费力，捣出来的粉有粗有细，而且一次捣得很少。鲁班想找一种用力少收效大的方法，就用两块有一定厚度的扁圆柱形的石头制成磨扇。下扇中间装有一个短的立轴，用铁制成，上扇中间有一个相应的空套，两扇相合以后，下扇固定，上扇可以绕轴转动。两扇相对的一面，留有一个空膛，叫磨膛，膛的外周制成一起一伏的磨齿。上扇有磨眼，磨面的时候，谷物通过磨眼流入磨膛，均匀地分布在四周，被磨成粉末，从夹缝中流到磨盘上，过箩筛去麸皮等就得到面粉。

我上小学的时候，放学回家，要么上山放牛和打柴，要么在家推磨磨面。这都是母亲安排好的，一个人力气不够就叫兄妹一起，才能把这个巨大的磨盘给转动起来。

有时我们兄妹也会偷懒，跟邻居家同龄朋友玩跳皮筋或者抛石子游戏，玩过头了，忘记了转动我家的那个“小地球”。母亲做工回来找不到米下锅，皮鞭就会落在我们的身上。

有一次，大哥从镇里读书归来，掏出一毛钱在我面前晃了晃，对我说：“想买糖吃吗？这里有一毛钱，如果你把这箩筐米推完，它就是你的了。”在当时一毛钱可以买十颗糖，够我放嘴里含半天，想到这，口水都差不多流出来了。

我接下任务，可推磨对我瘦弱的身躯来讲还是相当吃力，咬紧牙关花了一个多钟头才把一大箩筐玉米磨完，手板都磨出了四个水泡。现在想起来，才知道被大哥忽悠了。

石磨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磨面，小的可以磨豆腐。磨面不一定都在下午，有时凌晨5点母亲会起床磨面，用糠煮猪潲。磨杠摩擦发出的嘎嘎声犹如一曲乡村交响乐。

90年代，我上了初中，电线杆树进了我们村，电线像五线谱一样随之赶来，连“金色的小葫芦”也从星空跑下来挂在屋中，晚上放出夺目的亮光。

电来了，电灯、录音机、电视机、碾米机逐一登场。煤油灯、广播、磨子和碓开始闲置并先后退出农村历史的舞台。

但这些先进电器不是每一家都置办得起的，家庭较困难的就没有，比如我家，就没有电视和碾米机。每当周末读书回家，晚上空闲时，我和妹妹就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隔壁三叔家，亲热地叫一声：“三叔，吃晚饭没有！”以便在电视机前谋一个座位，好“华山论剑”。

我们寨子没有碾米机，不管是碾玉米还是大米，都得挑着重担翻过两座大山去别的寨子碾米。没有电话预约，碰到主人不在家时，还得坐等主人放工归来。

碾米机的效率比石磨高多了，一打开关，电动机马达就会带动另一头的滚筒高速运转，谷粒从漏斗缓缓漏下去，米的外壳与米粒就会在滚筒摩擦下分开，从两边慢慢滑下来进入各自的口袋。金色的玉米粒和雪白的大米，煮熟揭开锅盖溢出的饭香至今还记忆犹新。

时间的巨轮驶入21世纪，改革春风吹拂着华夏，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得到飞速发展。如今，农村早已实现了“四通”（通电、通水、通路，通互联网）。

2000年，我考上了大学，在象牙塔里深造几年，对这些滋养生命的器具差不多遗忘。再后来我参加工作，从乡村调入县城，老师的工资待遇也在逐年提高，我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了套房，其他用品大多也是购买，早已把磨盘和碾米机等器具忘得一干二净。

节能灯遍布村庄，家家户户用上了碾米机、电视机和电冰箱。这些曾经伴随我童年成长的滋养生命的器具在村民踏入城镇的步伐中逐渐消失。

要不是突然看到这个石磨，我可能想不起这流年岁月的变迁，它印证了中国历史的变迁，印证了农村的变迁，印证我的成长与发展，印证家乡一天比一天富裕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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