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次考试”■李贵平

1978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在县面粉厂当搬运工，月薪27元。小小厂房，面粉和尘土冲天飞扬，每天下班时除了眼珠是黑的，整个人浑身雪白像在演鬼片。

1979年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三个年头，之前我愣头愣脑去报考美术学院，当然落榜。我横下心要拿下这一年的高考，咬牙花两个月工资买了台上海产4B15型收音机，想从英语广播讲座里捞几分，可才听两三天，就被醉醺醺的父亲抢走，像扔酒瓶子似的扔到门前的小河里。我跳进河里捞出宝贝，捞出的终究是个不再吭声的哑巴。我惧怕爱喝酒的父亲，一时无语，幸好被伯父收容。伯父家的阁楼很小很闷，但在我心里是最好的“黄金屋”，阳光透过窗格照进一束束亮光，也照亮了我的未来。

1979年初秋，瓦蓝的天空将大宁河水映照得格外碧绿，我拿到了重庆师范学院（今重庆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那天在书店闲逛，绰号叫“小狗子”的邻居哥哥瞅瞅我，喃喃自语：死娃儿狗屎运，面粉堆里还刨出个大学生！

不管面粉堆里是不是可以刨出个大学生，我记得那年参加高考，百分题，我的数学只考了15分。但语文考了84分，历史、地理也考了83分。

那年高考的作文试题是，将2000字的《第二次考试》缩写成800字短文——该文讲了个“善有善报的故事”：嗓音甜美的美丽女孩陈伊玲，因参加台风救灾患病而在次日的音乐学院复试中发挥失常，主考官苏林教授亲赴街区了解到真相后，决定破格录取这名姑娘。对我来说，这也冥冥中暗合了我后来的坎坷人生中经常遇到“第二次考试”——一波三折，与人为善，关键时刻多有贵人相助。况且，这本来也是我的第二次高考啊。

理想主义情怀滥觞的上世纪80年代，我入读的重庆师范学院有着浓郁的人文环境，尤其是图书馆，在我看来简直是最大的高考福利。之前，我在老家很少看到像样的书籍，更没听说什么世界名著。重师图书馆，是一座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俄式图书馆，外墙上挂满爬山虎和七里香，藤蔓间不时有鸟儿飞来蹿去。面对浩繁卷帙，我在西洋美术史、二战史、武侠小说和古代边塞诗里一扒就是三四年。那些书和故事，那些人物的命运，至今蹦跳在我脑子里并影响我的人生态度……我甚至无数次徘徊在秋月下，同先辈“大咖”隔空对话。

记得以前每次乘船过小三峡，行进到激浪滔天、千回百转的金银滩时，总看到船头立着个面庞黧黑、肌肉凸起的汉子，他“嗨”的一声将长竹竿儿戳进水里，用力一撑，船尾的艄公也顺势咬牙扳动舵片，让小船儿轻松扭头绕过险滩，溅起一片浪花滑出了险滩。

滑出险滩，是当年峡谷里每个孩子在行船弄潮时会油然生出的念头，也是长大后在我心里形成的人生隐喻。因为高考，我来到省城一家知名媒体做了记者，并折腾成一名业余作家，回头看真是五味杂陈。感谢高考的恢复，感谢高考，它改变了我和许多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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