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访谈 朱大可：灵魂的年轻才是最重要的

朱大可，文化学者，文化批评家，随笔作家和小说家。祖籍福建武平客家。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大可研究领域广泛，在当代文学、美术、摄影和电影等领域有广泛影响，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也有重大建树。被《凤凰生活》杂志评为21世纪影响全球的五十位华人之一。目前主要致力于文化史和神话史研究。

主要著述：专著《流氓的盛宴》《华夏上古神系》（上下卷）；批评文集《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孤独的大多数》《朱大可守望系列》（5卷），随笔集《记忆的红皮书》等。近年来有长篇小说《长生弈》和中篇神话小说系列《古事记》出版；主编大型年鉴《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8卷），以及主编《中国神话地图》《中国神话故事集》《中国民间故事集》等少儿读物，并在喜马拉雅开设“中国神话趣史”课程，受到读者和听众的喜爱。

朱大可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他身份独特而有趣，被认为是一名文化大厨，一位语言魔术师，然后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他身份繁多同时又卓然独立：文学评论家、文化批评家、神话学家、神幻小说家，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评价说：“别的评论家写的只是评论，朱大可教授写的却是名言。”

6月初，朱大可得了一个文学奖，奖品是一只布老虎玩偶，他挺高兴。因为他对奖项有自己的看法。

现如今，文化批评家写小说的不多，朱大可写，还是神话小说，据说还要拍成电影。作为一个评论家，朱大可是怎么想的？

关于文学的“老龄化”

“主要不是指作者的年龄，而是文学的气质”

由《收获》杂志资深编辑、著名作家叶开设立并担任唯一评委的“老虎文学奖”，今年已经举行第七届，奖品从往年的一元钱变成今年的一只布老虎。著名文化学者、神话学家、神幻小说家朱大可，凭借神话小说集《古事记》及长篇神话小说《长生弈》，捧得布老虎。6月初，在上海颁奖现场的获奖感言中，朱大可谈到了很多猛料。

华商报：您在老虎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说“中国文学已陷入萎靡不振的衰退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受？您认为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改观？

朱大可：文学衰退是大概率的事件，这首先是因为文学生长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影视、漫画和游戏已经代替了文学的主要功能，类文学读物（通俗文学）夺走了文学的传统读者，文学正在变得孤独起来。也许可以出现一些局部的小高潮，但从总体上说，以平面出版为媒介的传统文学正在面对自己的黄昏。唯一的拯救方案，就是努力让文学的灵魂进入影视和游戏，从那里获得重生。

华商报：您说到文学的“老龄化”如何定义？您觉得自己是哪一类？

朱大可：文学的老龄化主要不是指作者的年龄，而是文学的气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文学的狂飙运动，先锋诗歌、先锋小说和先锋批评大量涌现，文学的面孔是年轻的，洋溢和挑战、反叛和反主流的青春激情。而现在，你还能看到这种场景吗？一去不返了。年轻作者迫于经济压力，都去写类文学读物，因为那个点击率高，能够高效地兑换成钱币。在所谓“纯文学”的队伍里，只剩下一些坐拥昔日荣誉的老人，但他们当年也曾经都是充满激情的梦幻青年。我们正在谈论的，当然不是生理年龄。我觉得，灵魂的年轻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你必须不断放弃和清空自己，不断向更高的版本升级，保持创造的活力。我正在努力成为这样的年轻作家，当然，最终是否能够做到，还得让时间来评判。

关于文学奖

“最终还是取决于颁奖者的品位和公信力”

近年来，各类民间文学奖层出不穷，也会面对不少质疑。比如评奖流程、评奖环境、公信力等。老虎文学奖由于不涉及奖金问题，因此被认为评奖显得相对纯粹。作为唯一的评委，叶开坦言，他目前暂不考虑扩大奖项的影响，而是主张“从我做起，从朋友做起，因为一棵树、一片叶，也是一个世界”。

华商报：老虎文学奖的奖品从“一块钱”发展到这次的“布老虎”玩具，被认为是一种暗讽，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朱大可：现在大家对“重金跑奖”现象其实都已经很讨厌了。好在老虎文学奖之类的个人奖，没人去跑，比较纯粹和干净，是文坛的一股清流。我希望这种个人奖会越来越多，犹如满天星辰，为文学的未来提供新的光源。

华商报：您认为老虎文学奖会对文学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

朱大可：叶开曾经担任过《收获》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是有二十多年阅读经验的资深编辑。只要这类个人奖保持独立性和纯粹性，就能以微薄之力，改变文学生态。当然，这种影响和改变是非常有限的。但它至少在主流奖项之外，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当然，这种个人奖的品质和影响力，最终还是取决于颁奖者的品位和公信力。

关于小说

“长期以来，传统神话一直遭到轻视”

近年来，朱大可将更多的精力投向神话研究乃至神话小说创作，不仅推出神话学专著《华夏上古神系》，对中国上古神话进行全面梳理，更创作了《古事记》《长生弈》等虚构作品，或充满强烈的实验色彩，或在通俗与严肃、趣味与“知识考古”（李敬泽语）之间找寻微妙的平衡，背后是朱大可以神话复兴为切入点，试图唤起民族文明复兴的文化自觉。

华商报：文学批评家写小说，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文坛的一个“怪象”，也引起了圈内的诸多议论，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

朱大可：我17岁开始写小说，只是中间断断续续的，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二十多年前，我跟文学批评分手了，转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6年前又转向神话研究，2年前回到“初心”，回到小说写作上来。你看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写小说不是“转型”，而是“重拾”和回归。过去的每一种“身份”，都可以看成是为小说做的铺垫。我的小说的“知识考古”特点，源于文化研究，而选择神话题材，则源于当年的神话研究的历史。你要问我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是过去知识和经验的叠加。

华商报：您的小说被认为充满强烈的实验色彩，为什么？

朱大可：实验就是试错，就是尝试汉语文学叙事的各种可能性，包括小说的题材、结构和语言，甚至精微到句式和语感的层级。实验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它可能失败，被读者批评和抛弃，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所以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要是作家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文学就会获得自我生长的动力？当然不会。所以说，实验是文学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途径。

华商报：近年来，您的工作精力投向神话研究乃至神话小说创作，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

朱大可：长期以来，传统神话一直遭到轻视，被当作小儿科的玩意儿，只属于儿童的精神世界，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区。神话是中国民族精神、民族信仰和民族文化的根基，不掌握神话，就无法讨论中国文化。现在大家一谈起中国文化，首先联想到的是先秦的诸子百家。在国学的视野里，居然没有神话的踪影。这显然是一种思维导向错误，因为先秦文化只是文化的流变，而真正的源头就在上古神话之中，在那些神话故事里，隐含着华夏民族的全部创世密码。

关于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是一个更大的容器”

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说朱大可让有些人害怕，“他让害怕他的人依然对他心怀敬意。”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他不作技巧性捧场，他的文字犀利如剑，批评的剑锋曾指向谢晋、张艺谋……批评的剑意笼罩了文学、电影、音乐、建筑、器物、神话传说等领域。

华商报：说起您的文化批评，明显的感受是涉猎面很广，文学、美术、摄影和电影等领域都有涉及，为什么？

朱大可：这其实跟文化批评的特性有关。跟文学批评相比，文化批评是一个更大的容器，它必须面对你所说的所有那些领域。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必须掌握更具公共性和普适性的工具，比如说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叙事学、图像学等分析工具，掌握了这些工具，你就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轻松干活，而不会产生什么违和感。

华商报：在关于未来的规划中，您还会有别的更有趣的尝试吗？

朱大可：我的写作跟影视有密切关系。在我的文本背后，有时会隐藏着一个无形的光学镜头。我希望其中一些作品可以改编成电影。让文学跟影视结盟，这可能是改变文学衰退命运的唯一途径。另外，我的工作室也在做儿童读物，最近出的《中国神话地图》《中国神话故事集》《中国民间故事集》，都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神话只有掌握了青少年，才能真正从故纸堆里解放出来，成为走向未来的精神导引。华商报记者 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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