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不能上学了 往事如昨

姜文英

1950年，我13岁，该上五年级了。村里没有高级小学，我和本村的6位同班同学，加上周边十几个小村的学生，便集中到村西的张格庄大庙去上五年级。

张格庄是个有几百户的大村，离我村三华里，中间有两条小河，我们去上学需要自带桌凳。大庙位于张格庄村东头的半山坡上，庙宇坐北向南，占地面积约有五六亩，院内分两层，院中间由东至西是一道石墙，墙上面为上层，中间是正庙，两边有配房，墙的下面为下层，有东西两厢房，中间空间较大，可供全校做课间操用。五年级的教室是在下层东厢房，全班共有30多名学生，其中只有3名女生。

庙门外面有一块东西向长方形的平地，边缘用青色条纹石砌铺而成，正中冲着庙门。还有一棵老槐树，树径有两三搂粗，虽然树已千疮百孔，有的树枝已干枯，但多数枝叶，春夏两季还是可以为我们遮风挡日的。

我们五年级的班级考试，经常就在老槐树下进行，同学们拉开适当的距离排排坐。有一次考试，朱玑英校长亲自监考，正巧有一名老师到考场请示事由，朱校长一边与这位老师沟通，一边用右手指着身后一考生说：“你不要做小动作———说的就是你！”校长的严格与细致，其心殷殷，我至今记忆犹新。

十几个村的学生集中在此上学，早出晚归，遵守作息时间对每个人都是考验。校长、老师经常表扬一个同学，姜家夼村的姜中福。他们村离学校最远，有十多华里，姜中福每天要提前一个多小时上路，每天往返需要两个多小时，要做到常年累月的不迟到，并不容易。有一次我私下请教他：三九天风雪交加，我们稍不注意就会迟到几分钟，你却始终比我们先到校，为什么？他的回答只有四个字：为了求学。

夏天到了，一天下午，课已上完了，突然，学校的西南方向阴云密布，瞬间闪电雷鸣，茼麻杆般的大雨倾盆而下。我向班长王克义打个招呼，带上每天中午包饭的包袱便冲出教室。顺着羊肠小道下到山底，当到达庙前小河边时，河水已经满槽。我一心只想早点到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挽挽裤腿就下水过河。行进中，听到后面有同学喊我回去，我没理会，继续前行。不一会儿到达对岸，但包袱被水冲走了，这让我特别内疚，因为家中一时还找不出一块合适的包袱皮。第二天回到学校，班长批评我：“你真是个二虎！”想想也是，一旦被浪打倒，后果不堪设想，我也有点后怕了。

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都会碰到一个身高一米八左右、五官端正、身条均匀的小伙子。他在花生地里捡花生吃，一边吃一边嘴里嘟囔着：“王实武，好命苦……”王实武是他父亲的名字。这人夏天光着膀子，只穿一条抿腰的大裤衩子，冬天穿一撅腚破棉袄，棉花一块一块露在外面，下身穿一条灯笼裤，冻得直打哆嗦。据张格庄的同学讲，他叫王米艳，在校时念书很聪明，字也写得漂亮，只因辍学受了刺激，从此精神失常。

我十分可怜他，很痛心。那个年代，辍学生可不是小数字，也许，王米艳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每次在路上碰到他，我都会内心一震，心想自己的苦读不知会坚持多长时间。1951年春，这一天终于降临到我身上。

我们兄弟姊妹8人，这时，大哥姜文斌要离家去张格庄供销社参加工作了。仅凭父亲一人耕种十几亩山地，还要帮孤寡的姥姥种田，实在力不从心，更何况父亲的体格并不健壮，都不算整劳力。我与三个妹妹姜文芬、姜文春和姜文兰，都在校读书，一年的笔墨纸砚和书费，家中已无力承担。留在家中的兄弟姊妹，属我最大，又是男孩，因此辍学首当其冲。尽管我不会当第二个王米艳，但告别学校之际，内心还是很不好受。

我想起几年前的情形。我们村虽是革命老区，但因为敌我拉锯，当地的农业生产深受影响。战乱和自然灾害搅和在一起，老百姓的日子很苦。我家的囤粮，经常是新不接旧，揭不开锅。印象最深的一幕，是1949年7月28日，一场12级台风过后，山上一搂粗的楸树被连根拔起，秋蝉摔在地上飞不起来，满山遍野的各类庄稼，全部倒伏在地里，粮食严重歉收。转过年即是1950年，我上高小五年级。即便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家长还是咬牙坚持让我读完了高小五年级。我明白，不是父母不爱我，让我辍学是他们万不得已的决定，是为了一家老小能活命啊。

想通了，内心就坚定下来，我决心好好务农，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偶尔，心里还是会感到难过。姜仁棣、姜仁平、吴秉原、吴秉臣四位同班同学，经常打我家胡同口路过去上学，每次见到他们，我总难掩羡慕之情。有一次，我正在泥场铲土填栏，这几位同学嘴里哼着“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从我跟前一溜而过，此刻，我的心一下子飞回了学校！当我拐着一粪篓泥回到牲口栏时，眼泪已夺眶而出。我急忙背过身子去，拭掉泪水，还好，还好，家人谁也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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