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前面的十几届是叫“少先队”,在我们后面的,一直到现在也是叫“少先队”。而我们那几届小学生却叫“红小兵”,因为那会儿,我们是“文革”时期的小学生。
快到“六一”儿童节了,学校接到市里通知,担任红小兵干部的都要统一着装,参加市里的“庆六一”活动,所谓统一,就是白衬衫、蓝裤子。
经济短缺的年代,不是所有家庭的孩子都能达到学校要求的。蓝裤子我有,白衬衫我没有。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建议向邻居家借。
我跟母亲说:“算了,我向学校请假不参加便是了。”
母亲说:“参加全市活动的机会不多。”
母亲跑了几家邻居,终于借到了与我身材相符的白衬衫。那时候的白衬衫是用白粗布做的,越洗越白,穿到大半旧的时候最亮堂。我和母亲对准挂在墙上的镜子,心情无比喜悦。母亲叮嘱一句:“爱惜点,穿后洗净好还人家。”
第二天一大早,工宣队长(文革时期工人宣传队都进驻学校)带领学校十几名红小兵干部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了。刚一出校门,一群穿着破旧的“野孩子”向我们撒来一把把土坷垃,工宣队长上去就撵,他们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虽然没有耽误全市的“庆六一”活动,可是工宣队长一个上午都是紧绷着脸的。事后学校把此事当作大事来抓,经过调查,这群“野孩子”中既有外校的,也有本校的,其中有一位与我同班。
借邻居家的白衬衫被污染了,更可气的是土坷垃里面夹杂着蓝墨水。母亲说:“看来洗是洗不掉了,下个月省吃俭用为邻居家做件新的吧,这件留作自己穿吧。”
第三天,放学回家我就把学校准备处理同班同学的决定告诉了母亲。
母亲问:“怎么个处理法?”
我说:“学校准备把他退学。”
母亲说:“有点重了,从此这孩子就要流荡社会了。”
母亲随即拿着洗净的白衬衫走出了家门,临出门时说了句:“我去找老徐求个情。”
事情过了几天,那位同学只是挨了个处分,也没被退学。
过了好久,我才知道“老徐”就是工宣队徐队长,和母亲同在建筑公司工作。
又过了好几年,我已是高中生了。在建筑公司理发店里遇见了“老徐”,我亲切地称呼“徐大爷”。在回忆“白衬衫”这件事时,他说:“你母亲的求情,对学校减轻处理那个熊孩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理完发我回到家,跟母亲叙述着遇到徐大爷了。
母亲沉思了一会儿说:“你徐大爷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小时候没钱上学,虽然文化不高,但知道人情世故。小孩子有嫉妒心理是常有的事,它可以产生动力,也可以自我毁灭。你们红小兵干部个个穿着漂亮的白衬衫和红领巾参加全市‘庆六一’活动,要知道还有许许多多参加不上的红小兵们,还有许许多多像你一样没有穿过白衬衫的呢,他们会怎么想?公允是最好的教育!”
三十五年后的一天,凤凰卫视采访《故事大王》郑渊洁先生。他大概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我是小学校长,我让全校小学生轮值当会儿少先队大队长,全校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小学生站在鲜艳的国旗下领誓升旗。公允是最好的教育!
我的妈呀,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在那个年代就说出了“公允是最好的教育”这句话。
当年,母亲拿着洗净的白衬衫到学校里找到工宣队徐队长,具体是怎样的说服?恐怕今天八十八岁的老母亲自己也记不清了。
但是,“白衬衫”在我心里深刻感受到——天下的母爱是何等的宽广!
作者单位:市经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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