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面孔23舒婷（1952-）

当代诗·面孔23 □胡亮

从某种意义上讲，舒婷是位具有复调特征的诗人——换句话说，她有很多张面孔。

1977年5月，舒婷完成了《这也是一切》，温婉、坚定、确信，洋溢着少女般的乐观主义。就是在此前后，比如1973年，舒婷写出《致大海》，1980年，写出《献给我的同代人》，1981年，又写出《会唱歌的鸢尾花》。

笔者的斩钉截铁，消除不了他者的小声嘀咕。那就来读《献给我的同代人》，“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走入禁区，也许——/就在那里牺牲/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再来读《会唱歌的鸢尾花》，“理想使痛苦光辉/这是我嘱托橄榄树/留给你的/最后一句话”。

在笔者看来，舒婷给新诗带来的植物，橄榄树也罢，鸢尾花也罢，不是小姐，而是怒睁了双眼的豪杰。“我历来就是撞得粉碎，我所有的诗篇，都是心灵的碎银。”

1977年，舒婷写出《致橡树》，1978年，写出《思念》，1979年，写出《双桅船》，1981年，又写出《神女峰》。

舒婷设计了理想化的两性关系，“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这种关系和距离有利于两性——尤其是女性——在获得尊严的前提下获得爱情，甚至获得轻度的羞答答的欲望纾解。当其时，这就是抵抗。

今天中学生读舒婷，不见抵抗，徒见热烈而已。其实这些作品不像爱情诗，而像单方面的含苞待放的女权主义宣言。

从这个意义上引申开，与其说，舒婷呈现了爱情的困境，不如说，她呈现了人性的困境。“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今天中学生读舒婷，不见困境，徒见甜点而已。此之谓复调。

慢慢地，舒婷也就只剩下了小布尔乔亚的爱情诗。“我成不了思想家，哪怕我多么愿意，我宁愿听从感情的引领而不大信任思想的加减乘除。”这些爱情诗，富氧，高糖，流通性极高，受到了空前热烈的迎迓。

就这样，舒婷早期的悲剧性，被今天的读者消解；中期的悲剧性，被蜕变的自我消解。

1978年12月，《今天》发表《致橡树》；次年4月，《诗刊》转载这件作品——此后，这件作品就成了保留性的晚会朗诵节目。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舒婷已然很少写诗；九十年代以后，重心转向写散文。“文学像一群不善甘休的蜜蜂，围困一棵花期已过的老山楂树。”她也曾如此自嘲：诗歌难以破镜重圆，散文也非白头偕老。

从1996年到1997年，诗人应邀到柏林生活和写作，居然重启诗笔，完成了一批作品，包括长诗《最后的挽歌》。

欧洲的后现代主义语境，让舒婷远离了李清照，远离了普希金，远离了泰戈尔，远离了戴望舒，远离了何其芳，远离了蔡其矫，远离了这些决定性的营养，转而开始尝试新的风格：拼盘，反讽，戏剧性，用口语记录日常。

是的，诗人甚至写到了“啤酒瓶”，写到了“葱花鸡蛋汤”。对诗人来说，这已是很大的冒险。

诗人也曾反复自问：“也许怀个怪胎回来？”——她尚未悉知，当其时，新诗已经怀上了千百个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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