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个壁柜,柜里装着瓶瓶罐罐等杂物。柜不常开,偶尔打开,我总是会搬出那只大玻璃缸,用湿布擦拭掉缸身的灰尘。
这是个酒缸,里边睡着两条蛇,它们沿着缸壁,蜷曲着重叠在一起,静静地沉睡着。由于时间已快40年之久,缸里的酒减少了一半,酒色变成浅绿,但依旧清澈透明。听说这种陈年蛇酒最能驱风湿壮筋骨,但我不太爱喝酒,就一直搁置着。当然,不喝是为了一种纪念。
上世纪70年代,党的各项政策落实,我这个“支边”大学生,得以结束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的夫妻生活。初来乍到,新单位没房安排,我们又是外来人,举目无亲,只好暂时住到小城一座山顶上的两间小平房。这两间平房以前是农业局的实验室,已经闲置好多年不用了,后改为居处住人。每天,我们上班都要下山上山、上山下山,辛苦和不方便不说,最让我苦恼、惊心的是经常有蛇出没于房前屋后,严重威胁家人的安全。听附近的居民说,因为山底下有个很大的蛇仓库,经常有蛇逃逸出来,有的被居民抓捕打死,有的则沿着山路小径、渠洞爬上山顶。山顶人迹罕至,又有一小片松林,就成为蛇们最好的栖身之地。
我采取了很多防蛇的措施,在屋前砌起一道两米高的砖墙,墙中间开一个简单的木门,借以出入。房间的窗很矮,蛇轻易就能探头进来,我想了个办法,量好窗口尺寸,买来铁丝网、铁钉,做成了如今的防盗窗。当然,那年月民风淳朴,即使敞开门也不见得有盗贼光顾,我们只防蛇。铁丝网的小孔细若筷子大小,连小指头都穿不过,蛇是绝对爬不入的,最多只能在窗外觊觎。
就这样,蛇便被我御之门外,不易入屋造访。但是门前屋外的蛇患就很难防避了。孩子们喜欢在门口乘凉看星空,孩子们偶尔夜间上厕所(厕所是离家二十多米远的一个公厕),类似这样的户外活动,就必须小心翼翼处处提防。那时我的三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才满周岁,他们根本不知蛇为何物,更谈不上有什么抵御能力。每次上厕所,我都要先进去拿手电筒照一照,先侦察一番。每次出门,我必然“全副武装”,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武器,只在腰间挂一个手电筒,手上拿一根长棍。跟小孩一起出门,我总是在前边探路,后边跟着三个“小豆丁”,小孩子无知无畏,嬉戏、说笑,那种情景现在想起来,有点像电影里的画面,但其实那段生活可谓步步惊心,现在想起来还会后怕。
我们在山顶生活了五年,作为一介书生,我颇为自己感到骄傲——安全保护了家人没被蛇咬。同时,还在户外周边俘获了十多条蛇,包括眼镜蛇、金包铁、金包银、青竹蛇等有剧毒的蛇类。对我来说,每捕一条蛇就是一次危险的“战斗”。我从没学习过捕蛇,大学我学的是历史,掰扯上下五千年,我可以跟孩子们讲三天三夜,但关于蛇以及捕蛇,仅仅是那段艰难岁月教会了我。
当年那些被我捕到的蛇,都让山下的居民来拖走,泡蛇酒、炖蛇汤,唯独留下现在酒缸里的这两条,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卧在缸底,依旧颜色鲜艳,如同那个记忆一般犹新:就在我们即将搬到山下新房的一个夏天中午,当我睡午觉醒起来时,听到床下窸窸窣窣的怪异声音,我俯身看去,登时毛骨悚然——竟是一条眼镜蛇和一条金包铁蛇正在恶斗,前者主动进攻,后者被动抵抗,一攻一守,争斗正酣。孩子们正在床上酣睡,一点不知道危险就在身下。当时根本容不得我半点犹豫,随手操起床边一件“武器”:一根竹片条子,趁着眼镜蛇昂头喷气进攻金包铁的那一刻,一下横扫过去。我已经没法对照打蛇打七寸的知识了,只知道用尽全力。没想到,眼镜蛇竟然被我打中,头慢慢地低了下去了,最后像跟绳子一样瘫在地上。我揪着的心也松动起来了。再看那条金包铁,那样子好像得到助救脱离危险了似的,慢条斯理地往墙角边匍匐过去,蜷曲成一团,闭目憩息。我赶忙把气息奄奄的眼镜蛇拖出来,捉住它的头,正好看到桌上有一只空玻璃缸,立即将它塞进去,盖紧瓶盖。那条墙角的金包铁大概是太累了,竟然像死了一般一动不动,我戴上棉纱手套,一下子按住它的头部,没等它挣扎,就被我活捉进玻璃缸里。待我将瓶盖塞紧,才得以仔细看我的“战利品”,大概因为知道身陷囹圄,两条刚才还在争斗的家伙,竟然乖乖地在一个缸里相安无事。
屈指算来,那次惊心动魄的捕蛇,距离现在已经快四十年了。在孩子们的成长期间,这个捕蛇故事被无数次提起,大女儿对这个遭遇依稀有印象,小一点的那两个记忆全无,只当睡前故事来听。有好几次,孩子们带着班上要好的同学来“参观”这两条蛇,炫耀他们父亲是会武功的“英雄”,我的心里既自豪又酸涩,那段岁月打死也不想从头再过一遍。几十年间,我们数次搬家,这两条蛇都没被遗弃,我细心保护好这个玻璃缸,这是我年轻时代的“战利品”。如今,儿女各自成家,逢年过节回来吃团圆饭的时候,打开壁柜找酒,我都会看到这个玻璃缸,我只悄悄地拍拍它,不让那几个小孙子看到,因为我怕里边那两个睡着的家伙吓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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