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简单取消，不如平等赋权 陈荣贵

最近，关于我国多地探索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新闻报道引起社会关注。报道称，由于“农民工”带有歧视色彩，不利于真正融入城市，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建议取消“农民工”称谓。不过人社部对此答复称，目前很难找出一个准确、简洁、各方认可的称谓，还不宜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即便如此，争论依然激烈，有媒体推出了“农民工称谓需要换一个叫法吗”的网络投票，有4500多名网友参与了投票，结果认为应该换称谓的投票者略占上风，达到57%。

作为我国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的出现有其现实背景。文化水平偏低，从事脏、累、危险的体力劳动，衣衫不整，“喜欢”爬上楼顶或者塔吊以极端的方式向老板讨薪，等等，一系列碎片化的语境构成了多数人对“农民工”的整体印象：卑微，灰头土脸，低人一等。这种刻板成见深深地根植于公众的脑海中，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被强化，“农民工”勤劳、善良、淳朴的另一面反而被忽视了。而在制度层面，许多地方以身份、户口的形式将“农民工”排除在权利之外，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资源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

取消“农民工”称谓，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农民工”薪酬低，劳动环境恶劣，背井离乡为城市建设出力，却享受不到城市里的医疗、教育、保险等公共资源，难以摆脱弱势群体的处境，而且容易被歧视，值得同情。而“农民工”称谓无法取消的理由，正如人社部所答复的，“很难找出一个准确、简洁、各方认可的称谓”。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距不断缩小，户籍壁垒将被打破，有人乐观认为，在未来，农民将会成为一个职业，“农民工”或许止步于“90后”。“农民工”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任何约定俗成的称谓得到公认，势必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准确、简洁、各方认可的称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许多地方显然已经等不及了，特别是对于一些农民工输入大省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来说，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显得尤为迫切。事实上，许多地方已经在探索使用新的称谓，如“新市民”、“新生代产业工人”、“新型合同工人”等等，这些称呼无一例外都贴上了“新”的标签，可谓用心良苦，但似乎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称谓和代号换了一个说法，并没有带来实质意义，即使把“农民工”尊称为“上帝”，也不会因此就能在社会公共资源上与城市居民平起平坐。

尊重和善待农民工，与其简单取消称谓，不如平等赋权，打破制度瓶颈，重视农民工在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待遇，切实保障和维护其合法权益，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找到归属感，和城市普通市民一样体面且有尊严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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