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青葱时代,清晨推门匆匆冲向学校的时候,常常迎头撞见对门的一位老人,头发银白,个头不高,一身半新不旧的中山装。老人腿脚不太方便,拄着拐杖,走路缓慢,却很有力量。他正好散步遛弯回来,有时手里拎着早点,有时则在开报箱。那摞厚厚的刊物里,既有专业学术期刊,又有各类政经大报。
“安老师好!”我急急忙忙问候。
他笑着点头“好,好。”
要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这位祖父祖母的老同事、父亲母亲的授业恩师、自己眼中慈和的邻居老人家,拥有著名历史学家、党的十三大代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副会长等一长串的头衔。
一
90多岁的时候,安作璋先生还在带学生。家里人都知道,对门的门铃经常响起。三三两两结伴前来的访客中,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父亲说,他们都是安老师的学生。
他们或是带着自己的书稿前来求教,或是怀揣课题项目期待指点。
不一会儿,琅琅的授课声就顺着风儿,从窗缝中飘了进来。这个时候,老人的声音洪亮而有气势。
家里有一本出版于世纪之初的老人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收录了朋友、同事、学生与老人交往的部分回忆。翻看时发现,不少作者提及老人对他们的悉心栽培指导:“不曾直接受学于先生门下,但步入学术殿堂之初,就有幸得到指点和教诲。”“先生一字一句反复推敲。”微博、朋友圈里怀念老人的帖子,也不乏这样的语句:“曾就某问题求教,幸得指点。”“请他为杂志题词,欣然应允。”
对后辈的善意、提携与扶持,几十年不曾改变。
二
从有印象起,父母都叫他“安老师”,于是我便也跟着这么叫。父母是1978级大学生,他们听的第一堂专业课,就是安作璋先生开的中国古代史。
父亲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与忐忑。先生的开场白很简单:要求他们记住经验教训,珍惜得之不易的学习生活,发扬坐冷板凳精神,一点一滴,厚积薄发。
后来他们才了解到,这些话都是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漫长学海生涯的真实写照。先生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求学,在贫困和病残的折磨下苦读不辍,在时代的浪潮和波动中矢志不移,才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就。
父母他们那批“被耽误的一代”,对知识有种莫名的饥渴。他们回忆,每次下课铃一响,安先生就被前来讨教的学生们团团“淹没”。而他有问必答,出口成章。先生的家也成了第二课堂,学生们在晚间和节假日登门求教,先生摘下老花镜,耐心与他们促膝而谈,常常不知不觉聊到深夜。他们入学后不久,先生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一些有志于研究的同学都想去旁听,先生破例许可了。于是,课堂上出现了稀罕的场景:一些本科生与研究生一起听课、提问、讨论。
三
那年结婚度完蜜月回娘家,父亲说:“安老师很关心你们。”于是去老人家拜访。
他把我们叫进书房。
铺天盖地的书。一面墙壁,满满当当都是书。桌子上是书,地上摞的也全是书。除了书,其他物件就都很简单,仿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
坐在书山书海中,他跟我们聊起了“专”与“博”。治史既要博大,又要精深,而精深是建立在博大基础之上的。“我想道理应该是相通的,你们做新闻,是不是也这样?”明明是大家,在小辈面前却谦和得很。
我突然想起了一次无意间碰到的情形。楼上一套房子租给了带孩子求学的一家人,一天,安老师与他们家两个小孩聊了起来,他颇为孩子气地说:“我家有很多书,你们可以随时来看。”
关于老人的回忆还有许多,琐碎而又充满生活的烟火气。
安夫人身体不好,但是在能起床行动的岁月里,安先生总是拉着她多出门锻炼。于是,常常看到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牵着另一位老人在院子里一圈一圈地行走。
安先生还是家属院里出名的热心肠。环境怎样治理得更好、乱停车现象需要整治、小院安全如何保障……经常提出各种意见建议。
四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父母正与许许多多的人一起,送别安先生。他们之中,不乏连夜从外地赶来者。
有人说:“安先生所经历的历史,比一些高校的历史系成立的时间都长。”
君所归兮归碧落,我惟痛矣痛慈长。
良师、善邻、慈长,一路走好。
(本报记者刘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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