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迪缨
阅读过庆山的《素年锦时》,心心念念最后一篇《月棠记》里的婴孩月棠,穿着棉布裙子,头戴蔷薇,赤脚奔跑在院子里,累了便在葡萄架下睡去;也记得严歌苓《小姨多鹤》里张铁和黑狗一起上学的背影,小小人儿脚边小小的狗;心碎于《人间世》里那些生命如烟花般灿烂却短暂的孩子;也在地铁里看见被抱在母亲怀中香香软软的婴孩……但是当我抚摩着那些粗粝小手,蹲下为他们拭去手掌的血珠,拍打着衣服上久久存在早已渗入针织物的泥垢时,我突然觉得有哪里不一样。
卡哈洛夜晚的星星是很小的一颗颗,却很亮。家访的路上时常看见芦苇,从曹文轩《青铜葵花》里带出关于芦苇的记忆,它们是长在水边的,浅水边泥土里,往深处走会惊喜地发现水鸟的蛋。可是卡哈洛的芦苇却是长在沙砾里,长在风沙里,没有文学作品中那样粗壮挺拔,看着更像是发育不良的幼儿。很难说是因为他我才注意到卡哈洛的芦苇,星星,还是先醉心于这里的芦苇星星才发现了他。
他在报名后第三天才来,背着脏脏的蓝色儿童小书包,脚蹬渍满黄土的运动鞋,身穿比他身体大一号的棕绿色外套,戴着帽子,大大宽宽的帽檐完完全全遮蔽了小脸,就这样走进了教室,走进了我的视线。待他坐下,我走过去蹲下身问他名字,才发现黝黑小脸涨得通红,眼睛里盛满了晶晶泪水。
“你怎么了呀?为什么哭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不言。然后让他打开紧握的双拳。看到的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浇上一壶开水,劈里啪啦滋滋沸腾着。他的手掌心里满是血迹,小血泡。来不及心惊肉跳连忙带他去包扎,这期间他充盈的金豆豆就是没有落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
“芦星。”
在这里,教授一年级的语文真的很困难,下课后的走廊会传来动听的彝语歌,放学后的山野也能听见孩子们呼朋唤友的童音,体育课上拽着体育老师满操场奔跑……可是让他们静下来,去识字,造句,读书,背诵,欣赏,往往坚持不到一分钟。第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我站在讲台上,板书着拼音,嘶声裂肺带读,敲了黑板桌子,可是台下的他们依然自己做自己的,打闹,说话,嬉笑。我戛然而止,等着最后一个孩子安静下来,然后接受着二十几双眼睛的询问观察。他们一定以为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可是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平静地说:“上课这么闹为什么还要来学校,每天要走那么远的路来上学,辛不辛苦啊。你们是想一辈子都在山里吗?只有认真读书,好好学习才能走出去啊,走出这里啊。”其实那时还想多说点,可是我看台下的反应不是双眼无神望着你,就是注意我的手部动作,或者依然在自己玩自己的。但是在我讲完这段话后芦星却哭了。我把他带出教室,给他纸巾,自己的鼻头一酸没有忍住。
“小小男子汉不要哭,告诉老师,是不是很想去外面世界看一看。”他吸溜着鼻子用力地点点头。我好心疼,是怎样的家庭环境,怎样的经历让他拥有了超出同龄人的成熟与懂事。我用力抱了抱他,然后决定放学后跟着他回家做家访,在办公室等待时给他看了手机里的大城市照片,北京的天安门,上海的东方明珠塔,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夜景……我蹲在旁边注意着他的眼睛,每张照片出来后能真实地看到他眼里的光,那种跳跃的光。
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也背上了登山包,可是家访之路依旧漫长。出了校门就像小猴子一样的他,在山野间灵活自如,充满了野性的天真。我一路上都在喊,你等一下老师,可终究是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啊,他只顾大力往前走,只留给我一个小小坚定的背影。可是待离我很远以后又会停下站在路边等我,就只是静静站着。没有数这段曲曲绕绕的盘山公路他停下等了我多少次,已经记不得那天走了多少公里才到,但是夜间卡哈洛的风是真的疯狂。
在房前我看见了他的母亲,在地里劳作,背上背着一个婴孩,正准备打招呼,又是一个小男孩从屋里跑出来迎接他的哥哥。母亲进屋后局促地擦擦手,转身从背篓中掏出两瓶啤酒递给来访的我,还在屋前冒着热气的炭灰里摸出两个热乎土豆。受访期间虽然不太听得懂汉语,可是一直咧嘴笑着,尽管她丈夫常年离家打工,留她独自抚养三个不谙世事的男孩。
码字到这里,其实想说的好多好多,但是闭上眼是初见他紧握的小拳头,是中午扫地钻到桌子下一颗一颗捡饭粒缩成一团的背影,是课堂上帮着我管纪律的声音;是询问想要什么礼物时回答只要爸爸回来,谈及茄子咂咂嘴说这个长得好看的东西一定好吃的他呀。害怕被他郑重其事记在语文书上的电话号码不能在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也害怕成长过程中他会“泯然乡人矣”,更害怕后来的我再也不能在校园里找到他,毕竟男孩也好,男人也罢,是中国农村里最主要的生产力。再怎么害怕也无济于事,我不过是在他既定轨道上走了一遭罢了。
我们尊重现实,低头种田,埋头吃饭,也时常心怀憧憬,跳出栅栏,仰望星空。这时我会想到你,耳边呼呼刮着卡哈洛的风,摇曳着那些旱苇,星空下我们仍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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