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上海交通辅警：和交通违法人员互相尊重 会避免冲突

2019年2月19日，元宵节，上海辅警徐耀德在路口指挥交通。这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班岗。 本文图片均为上海青浦警方 提供

元宵节，老徐站完了最后一班岗。

老徐名叫徐耀德，2019年是他做辅警的第21年，本来2月12日值完新年的班，他就该退休了，然而2月19日也就是元宵节这天，为了保障道路顺畅，徐耀德又回到了岗位上，站好最后一班岗。

站完岗回到单位，大队领导及民警、辅警在大门口为徐耀德举行了简单而感人的欢送仪式。在场的每一位都一一和老徐握手、拥抱、道别。“好多年了，这次终于能回家和他吃口汤圆了。”老徐的妻子说。

徐耀德是上海市青浦区首批招录的辅警，1998年加入交警队伍成为交通协管员，2016年这份职业更名为交通辅警。多年的工作经验，让老徐在路口管理上有了较高水平。首届进博会期间，大队领导和大部分的警力都增援到了核心区内，老徐带着协管员弟兄们把外围的排堵保畅的工作承担了下来。

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警方获悉，公安辅警是公安队伍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对于地域大、警力不足的青浦公安而言，更是不可获缺的可靠力量。老徐在一线见证了交通辅警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见证了青浦道路交通的建设和改善，更为城市交通管理默默奉献，无私耕耘。

2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采访到了这位已经退休的老辅警。徐耀德说，对交通违法人员好言相劝，互相尊重，就会避免一些严重的冲突。蛮不讲理的是极少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考虑，想想大家都不容易，也就没那么委屈了。

【对话徐耀德】

徐耀德（左二）指导队员们工作。

澎湃新闻：听说您是青浦第一批交通协管员？当时的岗位在哪里？

徐耀德：原先我在青浦的一家船厂里工作，造船、修船，九十年代社会经济变革，船厂倒闭，所有工人面临下岗。当时，青浦正巧试点交通协管员制度。通过政府“4050下岗工人再就业工程”，我被原单位推荐到了交警队，成为了青浦第一批交通协管员。

我们第一批共20名协管员，现在加上我一共剩3人。其他人都由于种种原因，离开辅警队伍。有的觉得协管员工作太苦，吃不了苦；有的可能谋到了更好的工作等。

当时马路上的机动车很少，自行车的数量非常庞大，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自行车和行人。那会儿青浦正在创建市文明城镇，除了路口站岗，我们还要负责把路边乱停、乱放的自行车全部归置到停放点，对路况、路貌维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之后，区里就正式实行了交通协管员制度，又新补录了一大批交通协管员。

徐耀德在工作前整理衣冠。

澎湃新闻：你一天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徐耀德：我之前每天6点40出门，7点30分到岗，早高峰的交通疏导直到9点30分，下岗稍作休息。10点开始跟着民警一起开展纠违整治到中午。下午1点半继续整治到3点，稍作休息，3点半晚高峰开始，5点下班。平时加班也很多，尤其是逢年过节，原先一中队的辖区有国展中心、奥特莱斯，墓园又多。节假日，尤其是清明、冬至两个节气，从早忙到晚。各类专项整治也多，特别是酒驾整治，基本上都需要晚上加班。

这个工作，日晒雨淋是家常便饭，久而久之也成了习惯。记得2016年的夏天，为配合国家会展中心建设，轨交2号线道路施工改造，周边道路实施机动车封闭措施，领导安排我到现场疏导交通、维持秩序，就站了一下午，全脸就被晒得脱皮了。还有一次，为配合电力部门在赵重公路上架设电线，也是道路实施封闭，一站又是4到5个小时。这几年，年龄大了，开始有点吃不消了。

徐耀德（左一）告别一大队的兄弟们。

澎湃新闻：你什么时候来到交警一大队工作的？平时怎么管理协管员队伍？

徐耀德：2003年，我被调到了当时的交警一中队，因为我是徐泾本地人，熟悉当地的路况成为了我的工作优势。2004年我开始担任协管员队长。

协管员各方面的素质参差不齐，管理起来难度不小。但是我一直奉行两个原则。一是以身作则，只要有工作安排，我总是一马当先，难度大、任务紧的自己上。二是安排岗位公平合理，我有一本工作笔记，每天安排的岗点、人员我都会记录下来，所有岗位大家轮着来。

澎湃新闻：您在工作过程中遇到过不法侵害吗？遇到这种事怎么化解？

徐耀德：交通协管员的处境比较尴尬，违法人员在被民警处罚时，有怨气不敢对民警撒，往往就会把气撒到我们头上。我记得有一次，配合民警在马路中间对机动车采取临时管制，一辆面包车被我们拦下后，司机二话不说，下车就对我的颈背来了一拳，心里有点憋闷。

其实这种事我遇到的不多，对交通违法人员好言相劝，互相尊重，就会避免一些严重的冲突。实在蛮不讲理的也是极少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考虑，想想大家都不容易，也就没那么委屈了。大队领导每次上岗前也总是关照我们要注意自身安全。

澎湃新闻：你们目前的制服和民警的很像，怎么看待这身制服？

徐耀德：我们协管员的制服也是换了一身又一身，现在这套制服是最接近警察制服的。我每天上班，只要穿上这身衣服，无形中就有一种约束，约束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就像大队领导时常提到的，协管员穿上制服也就代表了公安的形象、管理者的形象，不能给这身制服抹黑。

比如曾经有一次，民警在路口拦下了一辆超重的货车，让我带着司机去指定地点过磅。结果司机为了逃避处罚，硬塞给我200元，让我放他一马。这样的事情其实遇到过几次，但是我很清楚，我是不会让这种钱来玷污我的这份工作和我的人格的。

徐耀德（右一）回家和妻子一起吃汤圆。

澎湃新闻：对比20年前，你觉得工作上有什么变化或者说整个交通大环境有什么变化？

徐耀德：我觉得随着城市的建设，市民整体素质提升，整个交通状况有明显改善，更有秩序。20年前我们到达各岗点使用的是自行车，整个队里好像只有一辆面包车。现在我们交通辅警都配发电瓶车，我每天有空就骑着电瓶车到各路口转转。看到红绿灯设置、道路设置等有不合理的情况，我会主动跟大队领导反映，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

20年前我们没有个人的装备，现在我们基本和交警一样，有电台，有指挥棒，特别是配发了执法取证仪，让我们在工作中更有底气，也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澎湃新闻：离开工作了20多年的岗位，有不舍吗？

徐耀德：说实话，我的退休金相比之前的工资增长了一倍，但是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钱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追求。工作中，每次听到被处罚人员接受处罚以后还会对我们说一声谢谢，或者周边的居民看到我在路口疏导对我简单地说一句“只要你在，马路就通了”的时候，非常得意，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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