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童年少年时（连载二十二）

张传玺

在回家的路上，我要大哥说一说刚才泼的那个谜底。大哥说：“你捉了菟丝还不明白？”我问：“菟丝和谜底有什么关系呀？”大哥说：“你瞎忙活了一阵，就没留心看看菟丝有没有根。”我这才想到，菟丝是寄生在黄豆棵上的，在地上没有根。我又问：“‘地上有个吃不饱’是不是乞丐？”他说：“也不对。是鸡。你没注意鸡一天到晚在地上、草堆中啄食吗？”

在路上，大哥说了许多谜语，都是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有关系的，而且是一套一套，意味深长。如反映场垣上的情况的：

尖顶山，平顶岸，黑虎拉着白虎转，七将军，八笊叉，挠头狮子乱哈撒。

用火镰、火石取火的：

大哥能打人，二哥能挨打，三哥打破头，藏到四弟家。

大哥也喜欢学习，只是没有机会。他鼓励我以后要上学，努力学习。他说，抗日战争开始那年夏天在西门里真武庙小学办过“平民夜校”，他去听过几次课，后来不办了。他很惋惜。他学了几课，一直还都背过。路上背了一课给我听：

中国许多人，只会说土话。

你说我不懂，常常闹笑话。

要是说国语，同说一种话。

你说我也懂，一国成一家。

后来，大哥还带我去锄白薯，翻白薯秧，推空小独轮车，割小麦，砍羊草，捣粪，浇尿，打场，扶犁，做这些活的要领、关键、窍门等等，他都认真教给我。我当时虽年纪小，力量不够，但从技术上说，还是懂了不少。

从上私塾到小学三年级上学期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和以后的很长时间中，是涛雒地区的“洋学堂”兴起和旧式私塾的动摇、没落时期。我是1935年正月（公历2月）开始到学校读书的。由于我的父亲和二伯、四叔都跟丁姓五师父读过私塾；五师父的旧学比较深厚，在涛雒一带也有些名气，在爷爷和奶奶心目中，送我跟他读书，是很适当的选择。在涛雒西北街的居民中，没有上涛雒小学的，认为洋学堂的学生光玩，不念书，声誉不很好。爷爷等长辈也是这样的观点。

以丁家五师父为师，进入私塾启蒙

1935年，正月十五才过不久，我与三弟传琪一同被爷爷送到五师父家，开始了我的私塾生涯。私塾在五师父家内院，为三间堂屋。东间和明间打通，有大小7个学生，西间有5个学生。大学长为丁原本，读《纲鉴》《尚书》，黄庆隆、秦裕昌、丁履贤读《左传》和《昭明文选》等，其他人读《四书》《千家诗》和《共和国新国文》等。我与传琪是从《三字经》读起。

我自头一年在家中受到过“三堂会审”之后，似乎开了点窍。再加上后来两位姐姐的管束和指导，对上学没有逆反心理，很用功，记忆力强，很能背书；当然识字还是差一些，认知和理解力也偏低。虽是如此，五师父对我已相当满意。对传琪也还满意。第一个月，我已能通背《三字经》了。第二个月，又能通背《百家姓》；第三个月，我不仅能通背《千字文》，还把同学庄茂殿的《共和国新国文》第一册，即一开始，其文曰“人、手、足、刀、尺”那本从头背到底，还把同学丁增原的《千家诗》背了半本。我的这种表现，震动了五师父的学屋，有些大学长建议：“放缓进度，试验开讲，加强书法练习。”五师父在与父亲商量之后，在下半年，与读《论语》同时，增加了一些小学国语课文，还加强了书法练习。五师父也接受了“试验开讲”的建议，那仅是“试试”而已，并不甚寄希望。如他讲：“‘人之初’之‘初’，‘初是初起头’。”他让我回讲，我说是“公鸡头”。根本没开窍。因此，他坚持认为：“一年不开讲，以识字为主；背个唱也好，将来有用。”所以我在私塾读了一年书，主要是学“唱”。

我写大仿的引格都是五师父亲自起的。第一张引格文字的笔画简单，为“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第二张引格文字的笔画稍繁一些，字也多一些。为“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第三个月开始写第三张引格，文字的笔画很繁，而且字数也大增。为“暮雲收盡溢清寒，银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长好，明年明月何處看。”这张引格上许多字我还没见过，也不认识。五师父说：“照着葫芦画瓢，到时候就认识了。”大仿一天一张，写上年月日和姓名。他还要我背，他亲自批阅，还给我打几个双圈。我不认识的字，他不仅念，还给我讲字义。第三张引格一直写到夏天，历时两个多月。秋天开始，五师父要我换引格，他未亲自为我起引格，而要大学长丁原本代起，字要繁难一些。丁原本与丁履贤、黄庆隆几位嘀咕了一会，选了一首七言绝句送给师父商议，师父看了一下说：“可以，就是艳了一点。行啊！”后由丁原本聚精会神地写成。文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瑶臺月下逢。

后接“傳璽習字”四个字，共计两页八行三十二个字。五师父夸奖说写得很好，是标准欧体。有几个字我不认识，由丁原本教给我读，并将诗意讲给我听了一下。

入冬，师父不再让我用引格，要我直接临帖，用的是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要求我一个不漏地照写，磨墨时要念字帖，达到能背的程度。有几位大学长主张我写《玄秘塔》，有的主张写《多宝塔》，还有主张写魏碑的。师父坚持要我写《九成宫》。他说：“横平竖直是基本功，等把间架练好了，再写别的体。”入冬后，我还练过小楷，每三天写一张。大楷用元书纸，小楷用竹纸，都用“太华秋”墨。

我用过的毛笔的名目也很多，较多的时间用即墨笔商郑书春的。曾用名目有“右军书法将军令”“雪满山中高士卧”“中楷羊豪”“规山墨槽”“小大由之”等等。

以上选帖、选笔、选墨，以及握笔姿势，运笔气势，磨墨要领，如“磨墨偏，心不端”等说，都是大学长们的议论，我不论懂还是不懂，总是受益很大。

我与传琪在五师父那里学习，家中的长辈都较满意。只是经济负担太重，爷爷直发愁。因为，我俩的学费，一年要16元钱。第二年还要长钱。一年中的五月端午、八月仲秋、过年，这一年三大节，为师父送礼，两个人需花10元以上。两种开 销，不下30元。外加两人的笔墨纸砚等等。爷爷感到确实难以为继。如改上涛雒小学，一个学生，一学期是学费2元，杂费6角，一年只需5.2元。两个人只需10元4角，仅及上私塾费用的三分之一。至于“识字不识字”，那是另一码事了。就这样，春节之后我和传琪即退出私塾，改上“洋学堂”了。

转学到真武庙头涛雒小学分校插班读一年级下学期

我们西北街的居民，包括我家在内，几乎对涛雒小学一无所知。传统观念是认为孩子上学，都是从一年的正月开始。这是上私塾的老习惯。可是“洋学堂”的新制讲究“春季始业”或是“秋季始业”。涛雒小学是“秋季始业”。所以1936年正月我入涛雒小学一年级报名读书，只能是插班入一年级下学期。关于这一点，爷爷带我们去报名上学才明白。好在我与传琪已读过私塾一年，有了一些文化基础，“插班”不“插班”，爷爷未理会，能报上名，按时上学，花费比上私塾减少很多，这样就很满意了。

当时的涛雒小学分在两处，校本部在东门外偏北，原是三官庙，供奉天官、地官、水官三神。“五四”运动中，为地方进步人士丁钧石等毁神像，办学堂，成为涛雒小学的主体部分。当时小学有2至6年级，共五个班，校长、大部分教师和校产设备也多集中在这里。一年级由于学生的年龄偏小，宜于在城里上学，所以改西大街西头真武庙为分校，设一年级于此，时称“真武庙头小学”。这里院子偏小，有正殿三间，打通为一大间教室，有学生60余人，左厢房三间，分别用作老师的休息室兼办公室，还有储藏室等。大门向南，左耳房为传达室。只有一位老师，名宋明远，30岁左右，人称“宋老师”。学识渊博，教学认真，态度和蔼，是涛雒本地人，家住东门里。别无操场，排队、体操、运动等都在这个小院子中进行。

我与传琪同时入学。所用课本是“复兴”的，由商务印书馆编印。课程种类很多，有国语、算术、自然、卫生、社会、公民等，还有美术、劳作、体育等。花样繁多的课程内容比在私塾那种只要求死记硬背、食而不知其味的东西，确实从感觉上已大不同了。不过这些课文虽是口语化的，但宋老师还是要我们一一照背的。特别是国语，课课要背。上课时，老师要谁背，谁就应熟练地背出。如背不出，或吭吭叭叭、顿顿卡卡地“活受罪”，都要受到批评。我们班上背书最好的是女生丁海倩，既熟又快，还没有错误。我与传琪在识字方面无困难，写石板字也可。背书也比较好，只是嘴笨一些，没有女生快。涛雒的丁姓大户人家的大人、孩子，都不咬舌子。他姓和穷寒户，绝大多数是咬舌子。涛雒西北街的居民，几乎百分之百是咬舌子。我家，除奶奶一人之外，都是咬舌子。咬舌子的人说话，有三个声母有变异。即“j、q、x”，变异近于“zh、ch、sh”。如读“鸡、期、希”，读音变异近于“只、尺、师”。如由我读“这只鸡九斤九两”，我读出的声音会近于“这只只（鸡）肘（九）诊（斤）肘（九）两”。

正因这样，我就极怕背书，因为一张口就错。当然，平时说话也有问题。由于班上的穷学生多，咬舌子就多。反正在老师的逼迫下，一步一步地学着改。其他的问题也不少，由于未上一年级上学期，对于算术、国语拼音、跳绳、拍球等等，开始也跟不上。但妨碍不大，很快就跟上了。从学文化来说，入小学不久，就会感到学习内容新鲜，容易产生兴趣，知识的增加，理解力的提髙，都很明显。回头想到在私塾的那一年，虽有收获，可是其知识内容和学习方法都太落后了。废私塾，兴学校，是必走的进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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