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鹏
对于家乡的麦事,我想说点什么呢。从前如巨石般压得村民喘不过气来的麦事,现在被几部联合收割机一两天之间就轻描淡写地划过去了。那曾经家家户户都有的农具——镰刀,作为实物,也许早已在村民家的某个角落里锈蚀,或根本不见了踪迹,正如那些关于麦收的劳作、艰辛、焦虑,当然还伴随着欢乐的往事,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轻烟般地散去。
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大家还在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劳动挣工分。铁路上废弃的一截旧钢轨,用铁丝悬挂在生产队院门口的树叉上,每天早晨和下午,生产队长使劲敲响这个“钟”,社员听到那熟悉的声音,纷纷从家里拿着工具出来集合,准备出工。来得早的,就聚在生产队院门口,扯扯家常,议论点新闻,或者开开某人的玩笑,欢声笑语时常一阵阵响起。麦收是一年中最忙的时节,割麦炸豆,那是火烧眉毛,虎口夺粮,农民是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的。三夏叫战役,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学生都要放十天半月的假回家帮着收麦子。
为了打好三夏战役,麦收前要提前做些准备。每家要擀些单饼,腌点咸鸡蛋,这些得等到没收最忙的几天才舍得吃。当然还要检修农具,什么萨耙、扫帚、扬场锨,一样也不能少,最紧要的是把镰刀磨得快快的。
几十个男女劳力在一起割麦子,那种场面煞是壮观。银亮亮的镰刀挥舞开来,你追我赶,谁有几把子力气,能吃几碗干饭,这时就看出来了。当先割到地头的那人直起腰来,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脸上的汗,露出惬意的微笑时,离地头还有一大截的人只好咬咬牙再加一把劲了。麦子割倒后,捆起来,用地排车拉到场院里,摊开晒干,用牲口套上碌碡一圈一圈地轧,碌碡轴会发出一种间歇的缓慢的吱钮吱钮的声音,那声音虽历经三十年时空,却依然回响在耳边。后来就有了脱粒机,省却了不少工序和劳力,那时只要到了麦收最紧张的几天,场院里脱粒机就没日没夜地响。
晚上熬夜打麦子,那才叫“三夏战役”,男女老少齐参战,几天几夜不睡觉。打麦子分工是很有讲究的,稍微上些岁数又比较有威望的负责往机子里续,妇女孩子负责抱麦个子、扒麦粒,年轻力壮的男劳力则负责挑麦秸垛麦秸垛,因为随着麦秸垛越垛越高,没有一把子力气是不中用的。大人都在麦场里干活,小孩子在家里害怕,大多也跟着到打麦场里凑热闹。一上来还帮着大人抱几个麦个子,干不大会儿就开始偷懒磨滑了,成群结队地钻进麦秸垛捉迷藏,等着半夜里喝一碗不花钱的疙瘩汤,然后就躲到麦秸窝里睡大觉去了。
麦收期间,如果赶上阴雨天还要“抢场”。六月天如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响晴的天,转眼间就可能上来乌云,遮住半个天,那阵势十分吓人。这时生产队就会紧急敲钟,召集男女老少去抢场。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场院里有晒的麦子,一看天阴上来了,不用说都会放下手里的活,抄起家伙往场里跑。有时雨来得急,场里的麦子还没堆好垛好,雨点就噼里啪啦砸下来,大家伙儿那种顶风冒雨抢夺胜利果实的场面,很是感人。
后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麦产量逐年提高,可麦收对每个家庭,特别是劳力少的家庭来说,比以前生产队那会儿,更累人了。一个麦季下来,一家大大小小都能累得脱三层皮。先是用镰割倒,再用草绳捆好,用地排车拉到长场院里,然后就是打麦子、垛垛、扬场,一步步都少不得,况且割麦炸豆,火烧眉毛,得赶天气,丝毫不敢怠慢,人家的麦子都收家里去了,自家的却还在地里,或在场里放着,能不着急吗?所以,一到麦季,两口子累急了吵架闹乱子,喝农药上吊跳井寻短见的,并不罕见。
不过,过麦累是累,也是农民一年到头除过年以外,最舍得吃的时候。过麦之前就要擀好一摞单饼准备好,还要提前腌好咸鸡蛋,去年冬腊月腌的腊肉也可以拿出来吃了。鸡蛋炒辣椒、腊肉炖豆角,再煎点咸鱼,剥上个咸鸡蛋已是割麦子时吃的美味佳肴了。一般情况下,小孩子是落不着吃的,大都是瞪着眼流口水,干看的份。但孩子们这时却可以跟着大人沾光,吃上白面馒头、烧饼,甚至偶尔还可以吃到大人赏给的一条半条的咸鱼,拉拉馋。
当然,那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吃肉吃鱼也逐渐成了家常便饭,顿顿吃白面馒头也不在话下。尤其是自从有了联合收割机,农民终于从麦收的紧张劳累中挣脱出来,使过麦变得轻松愉快。现在到了麦收,看看麦子熟得差不多,联合收割机开过来,农民只要拿口袋等着接麦粒就可以了。一家几亩地麦子,用上个把两小时的就完活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记忆的河流中搜寻打捞,麦事就仿佛沉淀在河底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块,即使历经长时间的冲刷打磨,依然坚硬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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