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 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连载 杨端六：迁校功臣，菩萨教授（二）

杨端六 资料图片■张在军

杨端六一生有两大贡献，“一是在经济学特别是货币银行金融财会方面开拓性研究论述，一是在教坛上呕心沥血默默耕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财经界杰出人才。”（杨静远语）他教过的学生无不终生感激，尊崇他为“中国现代货币金融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学生中，杨端六素有“菩萨”之称，其理由有二：第一，从性情来讲，杨端六为人和蔼可亲，很少板着面孔对人；第二，从体态上说，杨端六生得很魁梧，但不缺少慈祥之气，像一尊佛，“你如果记住这两点去法学院的教授中找一找，结果包你不会错。”旅美散文家吴鲁芹说，当年武大经济系“特别斯文”的两位大牌教授，一个是杨端六，一个是刘秉麟。

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们多以手抄讲稿授课，学生记笔记作为学习的主要资料，也有几位是以他人的著作为基本教材的。经济系主任陶因教授有一本油印的教材就显得很稀罕，而杨端六讲“货币与银行”课用的教材却是正式出版物。他的数十万字专著《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列为商务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四十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杨端六也成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武大经济系中唯一出版专著的教授。万典武回忆，“在当时通货膨胀弥漫世界各国的背景下，我饶有兴趣地听了杨先生讲授‘货币与银行’这门课，并反复研习了杨先生的专著。杨先生的这本书，讲的是基础原理，常常引用英文原文，而且开列了大量的英文原著目录作为参考资料。我就是根据杨先生的这些指引，读了几十本英文的这类专著，其中有的泛读，有的精读。杨先生的这种著述和教课方式，非常适合引导青年学子进入这门新学科，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掌握这门学科的人才，他的专著成为我国货币学、金融学的奠基专著之一”；“在我按杨先生名著《货币与银行》所列参考书目不断研习的过程中，常常遇到一些不懂或不甚明了的问题，我都夹上小纸条，过一些时日，就集中起来，专程到杨先生府上（租用当地民宅）去请教。他摘下眼镜仔细翻阅英文原著的有关段落，有时还看一看书名、作者、目录等，然后慢条斯理地给我讲述和解答。我一再受到有针对性的指点，茅塞顿开，启迪良多。我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关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凯恩斯就业理论的。论文的提纲呈送杨先生，均得到批准。写成后，他又仔细审阅，劳神费心，令我没齿难忘。”

除了“货币与银行”，杨端六还教了一门“工商组织”课。为了授好这门课程，他便编写了一本经过他精心消化吸收的《工商组织与管理》教材，于1944年正式出版，这时他已59岁了，可以说将大半生学习和参与公司及学校管理的知识及经验也融汇进去。该书不是专门谈科学管理的著作，而是全面介绍工商企业的组织与管理知识，适合一般大学生的教学需要，但又尽量汲取符合科学性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这在当年中国工商业设施相当落后的现实条件下是比较适用的。该书附载的参考书目相当丰富，杨端六这样做的理由，也表明他著述的严谨和认真。令人惊异的是，他采用的参考书约有120种，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34年)，书中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这是中国在二十世纪末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也被杨端六在五十多年前就收入了。所以，说杨端六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管理科学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是无可厚非的。

学生向定回忆说：“1939年秋，我毕业了，被留校担任助教，工作地点在法科研究所，当时，端师兼任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从此，我和端师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差不多每天都见面，在治学、治事和为人处世等方面，经常得到端师的谆谆教导。我深深感到：端师平时和善可亲，平易近人，秉性刚直，襟怀坦白，待人处事，总是坚持公正，嫉恶如仇，常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勉励学生，并以此自勉。他和同事研究处理问题时，遇有不正确意见，他会坚持真理，决不苟同，但态度和蔼，以理服人。”

杨端六虽然一心想避开政界，却都没有躲过。抗战前，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审计厅）厅长。抗战期间，蒋介石几次让他到重庆做官，他都以侍奉老母为由婉辞。1838年至1947年，他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去重庆开过几次会，但很少发言和提案。1945年，在他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当选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他视政途为畏途却难以脱身，他追求“只做事不做官”却又做不到。抗战胜利之后，武大新任校长周鲠生聘其为教务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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