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杨浦控江路上的一家养老院,大家经常看到一位满头花白的老先生来这里探望一位更年长的老人。他的近百岁老母亲就住在二楼。
冬日的一天午后,母亲由两个护理员安排沐浴完,刚抵达的沈先生便上去帮忙扶母亲到床上。护理员用纸巾将母亲脚趾间的湿气吸干。看着母亲甜甜地睡去,70岁的沈先生悄悄对我说,“等我妈妈醒来,我要给她做按摩”。其实,老母亲是听不到动静的,她,双耳失聪已有几十年了。我在一旁边观察边听沈先生讲述她母亲的故事。
因为人工耳蜗已不起作用了,护理员,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其他探望者,只能通过笔来与母亲交流。母亲的眼力倒是甚好,坐在椅上的她喜欢一遍遍反复“咀嚼”用废纸合订的交流本上的文字。
不过,这样平静的 “和谐”来之不易。刚入院时,母亲并不适应,时常会流露出年事已高拖累家人的愧疚感,众人总是鼓励她。她想回家,可母亲除了失聪,还有诸多需要专业护理的老年疾病缠身,尽管孝敬的儿孙都希望给她提供最好的照护,但现实却是如此骨感!
院里的人都知道母亲的心思,每遇到她,都向她问好,握着她的手,蹲下来与母亲脸贴脸亲一下。渐渐地,母亲的心定了,脸上有了舒心的笑。母亲曾是上海毛巾厂的女工,直到夜校扫盲,才拥有了识字能力。阅读对她来说是党给她的恩赐,母亲对党怀有深深的敬意。曾经,入党是她的心愿。
我喜欢坐在母亲身边,用笔跟她“唠叨”家事。而母亲总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听”着。养老院里活动丰富,逢节必过,母亲很乐意参与。生日是每个月集中过的,所以每一个月,老人们都欢喜地分享暮年时光中的每一个生日。
我每周两次来养老院,在母亲面前,七十岁的我仍然是孩子,母亲总是关心我吃了没有。我喜欢给母亲“讲”些开心事:“老房子拆迁了。”“去杭州老家了。”“吃宁波麻花要多嚼一嚼。 ”母亲年轻时吃过很多苦,待人甚好,在婚后不到一年里,父亲在一条浙商的船上干活连人带船被日寇劫持,音讯全无。那时,母亲才二十来岁,在上海举目无亲,持守着丈夫一定会回来的信念,她一直等,直等到父亲回来。
在差不多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母亲见证了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巨大变迁,也见证了中国养老业的快速发展,今天能有如此幸福的晚年,这是作为一个毛巾厂女工,从来不敢奢望的。
沈先生常对我们说,“我敬重我妈妈 ,她把优秀的品格给了我。我为妈妈所做的这一切,都远远抵不过她以前为我们大家所做的。 ”老母亲离百岁不远,养老院里的人常常鼓励她:加油啊!向着百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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