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总坐在木椅上,身子向后扬了扬,说,何厂长,你呀,真是艰苦朴素到家了,人说穷庙富和尚,破船还有三斤钉呢,你对朋友不够意思。何厂长掏出一张手纸,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说,郭总,见笑了,见笑了,不是我装穷叫苦,我只是一个守庙的苦和尚,上面还有几个大殿的菩萨呢,现在而今眼目下,就是有点钱也不敢显摆,工人一千多双贼眼睛红眼睛盯住我们,众怒难犯,还是低调一点好,小心能驶万年船,我们厂里现在连一台小车都莫得,我出去还得坐出租车,习惯成自然,我这不是作秀,真的,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郭总扫了一眼自己的手下,轻松地说,开个玩笑,言归正传,我们开始吧。何厂长又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说,好的,好的。
眼下的罐头厂,有八百多退休工人,算是比较稳定的一群人。但没买断工龄的下岗工人还有近一千人,有办法有门路的干部工人大多调走了,剩下的工人大多都是穷得叮当响的一群,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罐头厂的工人这些年到市委、市政府闹事也不是一回两回,以前也抓过人,但想放人的时候,工人还赖着不走,说只要有碗饭吃,我们想多关几天。弄得领导们差点下不了台,只得好说歹说让这些工人回去,承诺尽快解决工人们提出来的问题。1997年实行工人下岗分流的时候,每人发生活费130元,由中央财政负责,2005年开始,转由地方财政支付,地方也不得不咬紧牙关承担下来。从那以后,下岗工人的生活费提到每人150元,就死死地定住了。下岗工人实行的是再就业政策,与最低生活保障不同,他们有劳动力,可以自谋职业。当然,也有一部分工人再就业解决了温饱,还有极个别的工人发了点小财,但还是有大部分工人或因病因残,或能力不足或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干,天长日久,越过越穷,也就更加无赖起来。近十多年来,市财政前前后后为厂里垫付了几千万,解决一点医药费和其它补贴费问题,但尤如杯水车薪,结果窟窿越补越大,让领导头痛不已。更让领导烦心的事接踵而来,由于罐头厂成了城中的工厂,工人们的眼睛变绿了变红了。以前,厂里的工人有一小半住在厂里,有一大半住在城里,只有少数双身职工以厂为家。厂里以前的职工宿舍大多简陋,一套也就是四十多平米,还有不少平房,一家只有十几个平方,破产工厂只有蜗居,谈不上福利。1994年厂里积资建房,三百元一平米,大多数工人连三、四万也拿不出来,结果只建了一栋十楼的职工宿舍就偃旗息鼓了。有部分职工算盘打得很精,宁愿住在等于白住的老宿舍,也不愿意花大价钱去住新楼。再后来,罐头厂在上级领导的授意下,开始和开发商接触,要卖厂的消息一传出去,很多原来在城里居住的职工坐不住了,纷纷将房子转至子女名下,或明里转给亲戚居住,暗里还是自己的。那时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工人们先先后后拥进厂里,只要哪里有空地,哪里就安营扎寨,迅速修起一座挨一座的小平房,材质五花八门,有砖头瓦块垒的盖的、有木板石棉瓦搭建的,还有匆匆用塑料布围起来的。等何厂长当厂长的时候,厂里已经有了几大块名符其实的棚户区贫民窟了,一共有四百多户。当时厂里有留守的二十个人,根本没法挡住这来势汹汹的建房热,低头不见抬头见,谁也不敢动手拆房,公安局也不愿意插手,大家知道,众怒难犯,弄不好还会出人命官司。下岗工人们蜗居在十多平方米的简易房子里,眼巴巴地等着天上掉馅饼,伸出舌头望着拆迁补偿的甜头。不少开发商只要亲眼看见那几片密密麻麻满目疮痍的棚户区贫民窟,不得不知难而退,这也是罐头厂迟迟不能改造的主要原因。
谈判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着,何厂长真的很佩服郭总,大气派大手笔大肚量,对何厂长提出的一个个仿佛难以克服的困难,他没有皱一次眉头,一直是认真听认真记,还不时报以轻轻的微笑。当郭总讲话时,何厂长有点吃惊了,郭总对厂里的情况太熟悉了,简直就像厂里的卧底,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底。而且,郭总对地方土地免税减税,对拆迁的政策了如指掌,对困难的处置胸有成竹,谈起国家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有关文件精神,他也说得头头是道。就连厂里贫民窟的形成和私搭乱建的过程,他都一清二楚。何厂长心里直打鼓:这是哪路神仙?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郭总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大老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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