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上好日子

◇樊碧贞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在川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个时候，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很多家庭都为吃穿发愁。我们家里有四个主要劳动力（外公外婆和我的父母亲），添丁加口带来的问题并不特别突出。不过，要说吃好，那的确是一种奢望，只能勉强填饱肚子。

因为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都尽可能给我提供最好的饭食。煮红苕稀饭时，外婆总会在水开后放一个粗碗进去，那极为稀少的米粒就慢慢地跳进去。等稀饭煮好，锅里几乎找不出米粒了。碗里的白米饭自然归我，四个大人就吃红苕当顿。母亲后来告诉我，有一次，我不小心把碗打落地上，桌子下待着的狗一下子扑上去，几口就把饭吞下肚了。父亲急得跟着狗撵：“我家香儿的饭，你也抢，我打死你!”

往后的10年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家里生活紧张起来。原本我享有的“特权”先后分给了弟弟妹妹。小时候，我身体不好，父母常常自责，说家里添了弟弟妹妹后没把我照顾好。其实，在养育子女方面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了。

这样的日子很快有了改变。改革开放后，我们家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外公外婆和父母觉得日子有了奔头，他们把所有的激情都释放在土地上，家里的粮食越来越多，多得柜子都盛不下。父母专门做了个大木黄桶，可以装七八百斤粮食。

再往后，村里开始有人出去打工，父母又承包了些地来种。秋天大丰收，粮食多得家里的大黄桶也装不了。这个时候，父亲才亮出他石匠的手艺，镶了一个一人多深的石柜子，占了小半间屋。每年打下来的谷子都装在里头。我们再也不为吃饭发愁，那些早年用来填肚子的红苕、南瓜也只是掺在米面中，作为辅粮了。

因为粮食足够吃，晚几年出生的弟弟妹妹明显高出我一头，这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读高中，开始住校。外公特地挑粮到粮站为我转粮，说家里粮多着呢，吃完又转，让我不要亏待自己。从此，我也像城里人一样，吃上了纯米饭和白面馒头。不过，吃肉的时候还是少。

那时农村喂猪，一年才出一头。过年杀年猪成为村里最隆重的一件事。平时吃肉的回数屈指可数，乡里人称吃肉为“打牙祭”。我在学校读书，除转粮外，家里还每月给两三块零用钱。我知道，这已经是一家人最大的努力了。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肉的次数渐渐多了。我住校一般两个星期回去一次。回家前，外公会提前去给街上的屠夫说好，预留一块槽头肉和一块宝肋肉。槽头肉是全家一起吃，宝肋肉是给我炒咸菜带去学校。母亲炒好的咸菜装在罐头瓶里，可以供我吃上一两个星期。我在家人的关爱下，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鲜有人再为吃穿发愁。母亲感叹，现在不仅仅是吃得饱、吃得好，还注重荤素搭配、吃得健康，以前地主家都没这么好过，真是过上了“神仙”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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