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1928-2018）

□胡亮

1961年5月，余光中发表长诗《天狼星》，“始于反传统而终于汇入传统”，引发了洛夫的不满及两者的论战。

就在昨年，洛夫已从金门调回台北，从死亡的前线，回到新婚的小院，并加紧写作后来名震两岸的大组诗《石室之死亡》。

看看洛夫吧，彼时彼刻，他恰是传统的逆子、现代主义的快婿。英俊与高冷，可谓其来有自。

当时，余光中自忖已然无惧“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细菌”，另有欲为，这在洛夫看来，无异于现代主义的临阵逃脱。

事隔多年以后，再来看看这次论战，我们不免莞尔，因为两者的论战，可以直接视为当时之洛夫与后来之洛夫的论战。

简单说吧，余光中先行了一步。余光中所据《蓝星》，与洛夫所据《创世纪》，乃是台湾诗的两大重镇，前者中庸，后者每趋极致。

即以洛夫而论，其美学，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抒情、现代、古典和超验。洛夫之抒情，类于《蓝星》，此处姑且置而不论。可参读《石榴树》。

其早期抒情诗，本是献给女友，后来另呈娇妻，却也是一段佳话和喜剧。

洛夫之现代，集中体现为超现实主义，乃是台湾现代诗的大节点大变局。

《创世纪》之创刊，本欲倡导民族风，不意转以超现实主义自立，大步流星，终于实现与《蓝星》的分道扬镳。

其间重要作品，首推《石室之死亡》。此诗写作历时五年，始于1959年，终于1964年。

石室者，大陆炮轰金门时，国民党守军之掩体也。这个大组诗共有六十四首，题旨繁复，语义艰涩，修辞险峻，风格荒诞，可谓陌生化的长假，超现实主义的大醉。

此诗写得极为冷酷，内里却有火胎，涉及战争、死亡和情欲等重要母题。

洛夫正当酣畅，偏遇余光中的冷水和反调，故而不得不有针锋相对的论战。

然则，以洛夫之襟抱，岂会吊死在一棵大树？很显然，他将不断迎来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换句话来说，洛夫很快就将迎来自己的余光中时期。

洛夫之古典，大约有两端：一则，向古典诗巨匠致敬，比如《与李贺共饮》《李白传奇》《走向王维》；再则，与古典诗名篇互文，比如《长恨歌》《车上读杜甫》《唐诗解构》。

通观洛夫一生之变，无非由李白，而李贺，而杜甫，而王维——这已是后话，不能展开说。

李白写诗，“惊得满园子的木芍药纷纷而落”；李贺写诗，“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试想《石室之死亡》惊骇问世，也就是如此这般情境。

在这个阶段，洛夫并未否定超现实主义，他只是否定了此种诗学所热衷的“自动言语”——可见诗人亦不是布勒东的绝对信徒。

后来，洛夫另拈出“修正超现实主义”，回头响应宋人苏轼所谓“反常合道”，以及清人贺裳所谓“无理而妙”，并继续批判在台湾已经泛滥成灾的伪古典主义。

故而洛夫之古典，每与时人不同。

余光中也许比洛夫更古典，正如商禽可能比洛夫更现代。然则，要讲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出入之妙，水乳之融，余商二氏都敌不过洛夫。可参读《边界望乡》——此诗非余光中任何乡愁诗可及，然则保留前两节可矣，在笔者看来，后两节都是赘物。

洛夫之超验，事实上，几乎已同步显形于洛夫之古典。借来古典，由魔入禅。王维，超验主义，才是诗人的落脚处。前期，可参读完成于1970年的《金龙禅寺》；晚期，可参读完成于2006年的《背向大海——夜宿和南寺》。

至此，洛夫诗由热烈的抒情，而倨傲的现代，而明朗的古典，终于落脚于神秘的超验。

2000年，洛夫以耄耋之年，忽而写就三千行长诗《漂木》——此诗既是诗学的结晶，亦是哲学的结晶。

诗人曾有言，“凡严肃艺术品均预示死之伟大与虚无之充盈”，《石室之死亡》如此，《漂木》亦如此，就某种意义而言，两者风格虽然有异，在题旨上却存有非常深刻的内在关联。

也就是说，在时间、生命和神祇之间，诗人再次扮演了“交通的使者”。

《漂木》将个人与历史、感性与知性、现实（此前，诗人之介入性甚弱）与超现实、魔与禅、理性与非理性、悲剧性与超越精神融为一个庞大的有机物，重现了神与物游的内心孤旅，展示了苏海韩潮般的才情，或可视为诗人写作的危峰、汉语生长的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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