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应物兄》：升级版《围城》 一本“不可能读完的书”？

2005年春天，作家李洱开始动手写作一部长篇小说，此后经历了自己车祸、孩子出生、母亲病故。落笔的过程反反复复，不断推翻、改写，如此十三年，2018年李洱完成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应物兄》，并一举摘得“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榜首。

12月24日下午，程德培、金宇澄、王鸿生、金理、吴亮、张定浩等全国各地的评论家、作家齐聚上海作协大厅，展开了对《应物兄》的研讨，与多数“春风和煦”的研讨会不同，这场研讨会大家各抒己见，有发言有反驳，有争执有探讨，话筒在席间快速传递，产生异议时还有评论家离席去作协的爱神花园定定心。

评论家、作家们的激烈讨论在上海作协爱神花园中持续，右二为李洱。

《应物兄》首发于今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和冬卷，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上下册单行本。“应物兄”，这个似真似假的名字，串连起30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活色生香的生活经历，小说虚构了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试图探讨并勾勒出这一过程中一群负重而行的人群的精神轨迹。

为了这部作品，《收获》主编程永新不少于三次北上登门求书，“在写作上，我认为李洱是接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又有自我开拓延续精神的作者。拿到书稿读完后非常激动，李洱将人物的生动性，通过儒学研究院和传统文化的联系，把中国几十年间知识界、文化界各种现象呈现出来。”

作家金宇澄同意程永新的这种说法，他把《应物兄》比作升级版《围城》，“《围城》的故事发生于战乱时代，而在今天平静如水的日子下，《应物兄》描绘的是更加复杂、更加暧昧的知识分子图像，外国人要了解最近30年的中国知识界，看这部小说就够了”。

金宇澄还提及2014年的一件往事。那年，他与李洱在巴黎书展上相遇，李洱给了他一句忠告，“写了《繁花》以后，一个字也不要再写了。我后来想想他说这话和当时在写《应物兄》有关，《应物兄》有很大的野心”。相比《繁花》里突出的两个字“不响”，《应物兄》里充斥着对话，在金宇澄看来，这正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现实，通过众人的口口相传，带有各种人痕迹的现实扩大化了，也更暧昧不清了。“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中国人待人接物的方式，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的，一旦进入，你会迷失。人们就像蟋蟀一样，触角不断碰来碰去，中国式的交往是很热闹的。”

金宇澄为《应物兄》配图

评论家王鸿生说：“也许孕育《应物兄》的最初一粒种子就是，某日，李洱忽然想知道：假如人到中年的贾宝玉，来到21世纪将会遭遇到什么？”

刚拿到这部小说时王鸿生疑惑，还有人愿意读这么长的小说吗？文学界将如何评价《应物兄》？“至于我，一开始，还真有点懵，有点读不进去。一旦进入了，便不时地发笑，然而笑着、笑着，却已身陷八卦阵中。半部读罢，惊叹珠玉满盘。二度拿起，始觉五味杂陈，悲从中来。待下半部陆续寄到，再连起来细细品味，我终于敢确认，自己当真是遇到一部奇书了。李洱没有亏欠这支笔。”

评论家黄德海认为该书是一本事件性小说，“是《繁花》之后唯一的事件性小说，是《红楼梦》的续篇，写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怎样。这个小说里有层次丰富的声音，各有巧妙。”

《应物兄》不是一本“好读”的书，青年评论家方岩说在阅读这本巨著时，感觉一直在接受知识的再教育。“从阅读角度，小说阅读本身带有知识补偿的功能，在《应物兄》里，李洱把这个功能发挥到极致。首先发现在具体细节和事件和人物对话中，小说中每一个人物职业身份很突出，这个职业身份有一个知识的特征，每个人的职业身份的背后都是携带了一套知识体系，这个体系从职业专业的角度看待世界的方式，比如有考古学家、古典文学家，他都是携带着本身特定看待世界的视角，当你把不同所有知识体系、所有人物融汇在虚构文本中你会发现李洱通过知识的叙述以及知识再叙述构建了总体性看待当前社会的视角，这个总体视角在当代作家中创作是缺失的。”

不算李洱自己编造的假书、假报刊和一本正经的伪注，《应物兄》借对话、讲演、讨论、著述、回忆、联想，所引用和谈及的中外古今文献高达数百篇（种）。李洱关于物的知识储备之丰富，也令人叹为观止。这部作品细致地描写和提到了：数十种植物、近百种动物、还有器物和玩具。至于书中或展示、或引用、或杜撰、或调侃的诗、词、曲、对联、书法、篆刻、绘画、音乐、戏剧、小说、影视、民谣、段子、避孕套广告、奥普拉式的综艺节目，以及巴士底狱病毒、X连锁隐性遗传病、性瘾症、艾滋、脂肪肝等，兹不一一枚举。

从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追求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李洱在生物学、历史学、古典学、语言学、艺术学、医学乃至堪舆风水、流行文化等领域，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其所积累和触碰到的知识量堪称浩瀚。

王鸿生认为，对小说的建构来讲，物的意义是非凡的、广袤的。如果拿掉作品里密集的、规模化存在的“鸡毛蒜皮”，就不是大厦里有没有装东西的问题，而是大厦本身还能不能存在的问题。“如果被遗忘的知识也是一种“物”，一种被丢弃的“垃圾”，那么，唤醒现代人的知识兴趣，重温那些尘封已久的词语或先贤的遗言，就是某种文化记忆上的反熵努力。”

可贵的是，如此繁富的物元素、知识元素，在书中并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砌和炫示。王鸿生给予了李洱高度评价：“《应物兄》将知识元素化，元素意象化，意象历史化的叙事塑型方式，颇得《红楼梦》神韵，其功能是多方面的：增加了文学趣味；丰满了人物形象；聚合了丛生的疑惑；当然，更重要的是，立体地呈现了当代人知识生活的形态；摸住了不同校园知识分子的脉象；还有对知识存在论困境的揭示，比如，对知识的近乎于无耻的利用，以及当知识者完全被知识包裹起来时，他反而变得无能了。”

当然，应物，主要还是应人。

已故名人如徐志摩、季羡林、亨廷顿、兰波、海子等，李洱在落笔议论不避其长短。在世闻达如马云、比尔·盖茨、易中天、于丹、顾彬、张艺谋、刘晓庆等，小说也会或赞或嘲地捎带上几句。

王鸿生点评道：“用到这些人物的“符号化”功能，大多没什么微言大义，只是随手拈来，以显示小说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氛围。但也有用了心思的，如虚构李泽厚与程济世聊灵肉关系的场面，是为了突显李氏在这方面的真实想法；安排书商季宗慈与北岛在香港喝茶，是有意让北岛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在书中出现；将杜维明称作程先生的朋友，则纯粹是为了防御，故意使用排除法，以防止读者将这二位与虚构的儒学大师程济世对号入座。”

作为一部不分卷、部、回的超长篇小说，《应物兄》各色人等纷纭出没，仅给予不同篇幅描写和勾勒的鲜明形象，不下70余位。人物遍布政、商、学、媒体、寺院、江湖、市井，但主体仍是三代学院知识分子。老一代知识分子，除了程济世，都是新中国历史实践的参与者、见证者，其中不乏“文革”时期蹲过牛棚的过来人。所谓中生代学人，或早或晚，都在1980年代接受了高等教育，与那个狂飚突进又难免“裸奔”的文化青春期脐带相连。晚生代则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是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这类乎三个不同的“文化人种”。

如此庞大的时代画卷，怎样将许多人的许多心事，卤水点豆腐似地聚合成一个时代的心事，并使中国人感到亲切？《红楼梦》的东方式叙事智慧再度启迪了李洱。《应物兄》没有用曲折动人的情节，也没有用意识流手法，而是循日常的“言行举止”，即时的“所感所发”，来塑造三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当下风貌，不仅有着充分的社会学和美学依据，而且也推陈出新地将《红楼梦》每回都以“话说”“却说”起头的全知叙事，改造成了“他见””我想““后来才知道”等更为自然的有限叙事。

李洱

同济大学教授张生认为这是一本需要作者尽力、编辑尽力、读者也要尽力去读的著作，读这部小说的乐趣不是情感上的，而是接受文化与智力的挑战的乐趣。

鸿篇巨著，读者会不会读不下去？面对这一忧虑，《上海文化》副主编、评论家张定浩提出来异议，“我很反对这种说法，艾柯的小说到中国来，不少知识分子都觉得读不懂，是很奇怪的事情，在国外都是畅销书，为什么读不懂？是读不懂还是根本不愿意读？网络小说动辄百万、千万字，没人嫌长。《应物兄》是随便翻到一页都可以读得进去的一本书，我在阅读的时候有看名著时才会感受到的纯粹阅读体验，我们看不进去首先要问问自己是不是有精力看，没有精力看，不要把没有精力变成对作者的指责，这很荒唐。”

对于方岩所说的“知识再教育”，张定浩则认为是年轻人的谦虚，“小说里的知识是为了让我们产生信任感，小说家不是带来新的知识，而是把默认的知识用他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带来真实世界的新鲜感。”

读者们大可不必望而生怯，评论家吴亮说，“这是不可能读完的书，因为不可能读完才迷人。但是只要你一打开任何一页就能读下去，这样的书就是魔法师的书，注定要长期占据书架。”

李洱当天也出席了研讨会，他感叹道，“大家提到写作难度、写作野心，我其实没有野心，但是确实感到写作难度，13年间世界沧桑剧变，个人生活发生很多的变化，我自己的心境非常苍凉，写这部小说我还是三十多岁年轻人，写完已经年过五旬两鬓斑白的老人。三十多岁还是满头青丝，现在再回到江南已经没有以前的形态了。”

研讨会上大家不断提到小说里一句话“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李洱说：“但是今天的研讨会开下来，我们这代人并没有撤离现场，如果说我们事先做好准备撤离现场的准备，那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打扫战场，战场有很多东西需要被被打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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