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在门口黑影里的父亲

流萤

夜半醒来，月斜星散。简易木门敞着，像个黑洞，与外边泡桐树下巨型蛛网般的阴影连在一起，似乎无边无际。我看到洞里一个火点忽明忽暗，知道父亲又在黑影里蹲着抽烟。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发现父亲蹲在黑影里，久久不动，寒风与阴雨也挡不住，像一截木桩，更像一尊长满苔藓的石墩，感觉父亲的样子有点怕人。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要这样，在夜里独自蹲着抽那种劣质的烟卷，一根接着一根。

难道人长大了，都是这样吗？

在偏僻农村，父子之间是很少进行语言和思想沟通的。像我，除了挨打，几乎没有与父亲有任何肢体接触。除了挨吵，也很少听到父亲说话。我们像一对斗过架的鸡，进出家门互不说什么话。有时我见了父亲就像老鼠见猫，哧溜躲开。躲不掉了，就装作看不见。如果不需要安排活，或者吵一吵架，父亲见了我根本不认识一样。因此，直到现在我看到有父子拉拉扯扯，兄弟一样勾肩搭背，都看不习惯，浑身会起鸡皮疙瘩。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之间，包括父子似乎都不需要感情外露。

我也暗暗地为缺少父爱委屈过。特别是到城里读书后，看到城里父子与我们不一样，人家总是很亲热，无话不谈。相见，握手；离开，拥抱。甚至彼此可以开玩笑，我嫉妒，也气自己的父亲太冷，没有留下温馨一刻。我曾问过母亲，为啥大对我们一点也不关心疼爱。

母亲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你爹那个年代的男人就那样子，其实心里不是。”接着，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五岁那年跑到河边玩，脱下鞋子去抓鱼虾，玩累了，就躲进深深的芦苇荡阴凉里睡觉，眼皮一涩、眼前一黑进入了梦乡。这时候路过的邻居把我的鞋拿回了村，只见到鞋子不见人，家里人误以为我掉河里淹死了。一大家子喊叫着朝河边跑。有个大老爷们开始跑得最快，快到河边走得最慢，扑通跪在河边，头撞击着沙地，呜呜地哭起来，像牛吼——直到有人发现我在芦苇荡里他才止。

讲过故事，母亲问我当时听见没有，我慢慢回忆起来了，好像有点印象。当时有很多人喊我的乳名，一个人像掉进枯井的牛发出的声音最吓人。娘说，全场哭的唯一男人就是你父亲，他以为儿子真被水冲走了。只是后来父亲不让母亲提这件事，是不好意思，男人哭的模样是很难堪的，他怕儿子知道了瞧不起他。

我有点理解父亲的“冷漠”了。但是，我不知道父亲为啥要常常夜里蹲在黑影里不停地抽烟。

母亲叹息一声慢慢告诉我。父亲是个苦命人，生在贫寒的家庭，姊妹多，又是老大，自幼缺吃少穿，还得干最重的农活。父亲的童年毁在了内战的炮火里，成长伴随着大跃进、六零年饥荒、“文革”等岁月，自然是受害者。少年他读书用功，成绩好，但到高中遭遇六零年无法继续下去。心不甘情不愿的父亲当了农民，后结婚成家。极端贫困，上有爷爷和姥爷两家需要照顾，等有了我和几个弟妹后，更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父亲那一代人苦水里泡大，在发愁中生活，都成了沉默寡言的人，看似极不开朗，外表很冷，沟通能力差，更缺少幽默，整日承受着压力而不吭气。由于学会了啥都窝在心里，只能整夜蹲在门口黑影里，再想不通的事也得慢慢琢(，再难走的道也得过，再难熬的日子也得独自承担。

母亲问我，一天到晚愁烟环绕的人哪里还有时间与心情与小儿逗乐呢。

我知道点父亲为啥冷漠了。一次，在半夜里，我听见蹲在门口黑影里的父亲好像与谁在说话。“还旱？庄稼枯死，没有了吃，熟人家借遍了，咋还开口跟人说呢？”

是父亲在自言自语。几个月的干旱，小麦枯了，荒春到来，我们家连续吃了几天霉烂长斑的红薯片子，个个患了肠胃炎。囤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老鼠都饿跑了。母亲做饭时，我们噘嘴，闹情绪，做好了也不动碗。母亲作难流泪，在灶台下低泣。父亲没有吭声，而是端着一碗发黑的红薯片子蹲在了门口，一直没有动，从傍晚到深夜，夜色越来越浓，快天亮了，还在黑影里蹲着。那次我吓坏了，几次努力才喊出一声：“爹，你该睡了。”

父亲第一次用粗糙、带锯齿般的老茧手拉着我的小手，让我坐在他腿上，还用夹袄盖着我的身子。在风推动的树影的一瞬间洒下月光斑斑，我看到父亲的闪闪泪光。父亲一定也看到我小脸上的泪水，帮我擦去，并轻轻说一声：“大习惯了，没事。”

一个人到底要遭遇多少苦难才能把一个家撑起来，我当年不更事，看到别的伙伴家吃得好，还埋怨父亲没有本事，不会投机取巧搞点，常常给父亲脸子看。我到今天还在后悔这样做。

也许是受城里吃商品粮亲戚的影响，等我到了读中学的年龄，父亲铁了心，拿出砸锅卖铁的架势，执意要送我进城投奔亲戚读全县最好的学校。一去就是三年，除了假期，三年里父亲每周来送一次馍，用一个口袋盛着绑在借来的自行车后支架上，风雨无阻进城。同时，为给我带来必须的零花钱（主要用于买咸菜和书本笔墨），还要用一个笆斗盛着攒下的鸡蛋来城区顺便卖掉。一次，馍吃完还没有见到新馍送来，很焦急，我带着埋怨和委屈跑到父亲每次来学校必经的路上等他。

郊区路口，一群小市民围着一个乡里人嘻嘻哈哈地，几个美女似乎笑岔了气。我也去看热闹。看到被笑的正是给我送馍兼卖鸡蛋的父亲。原来父亲在路边售鸡蛋时被一个喝醉泼皮的摩托撞了，鸡蛋烂了一地。父亲很无奈，也很心疼，但理论不过那个城市泼皮，结结巴巴，有点理屈词穷。泼皮巧舌如簧，无理赖三分，竟然提出要父亲赔偿被鸡蛋汁污染的衣服，威胁要见官。泼皮的熟人帮腔，打圆场，说见官了我父亲非蹲七里桥（看守所所在地），因为泼皮的哥就是派出所所长。父亲受到惊吓，更加语无伦次。在众人嘻嘻哈哈中，多亏一个主持正义的女干部路过，制止了这场闹剧。

父亲看到我来，有点尴尬，把馍袋子交给我，收拾起残余的鸡蛋说：“嘿嘿，不小心弄成这样，明天再来送点。”

说罢，那营养不良的瘦弱身体跨上满身是锈和捆绑的绳子的黑色老自行车，摇摇晃晃地消失在了已经亮起晚灯的城乡结合部小路。

留下的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像个做梦的傻瓜，竟没有说出一句安慰父亲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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