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

□冯瑞智

端午节,驾车回老家。车跑在平坦的水泥路上,透过车窗,两旁的树木如两条绿龙向后飞闪,好不惬意!回到家里,侄子在厨房里的水龙头上盛了一壶洮河水,打开沼气炉,端上油饼时,我的思绪陡然回到了童年。

我在农村长大,我家是附近有名的大家口。由于父亲和哥哥在外,我们一家20口人在一起生活,在一锅吃饭。

大人们忙于生产队挣工分,孩子们上学只能由孩子们自行安排。早上起来,叫醒妹妹和侄儿,抬上水桶,在一公里外的沟里将两桶泉水抬回家,这才胡乱洗漱,拿上大人分好的馍,背上自缝的小书包,走向学校。

课间休息,同学们吃馍。有白面的,有杂粮面的；有拿的多的,有拿的少的,甚至还有纯粹没有的。那些没馍的同学的那种眼神让我永远无法忘记。

那是上小学三年级,同桌三人。左边女生,长我一岁；右边男生,长我三岁。每当同学们课间吃馍,女同学拿着白馍,大方地放在桌子上,慢条斯理地吃；我拿着又粗又少的馍,不敢与她同吃。多次想看看是否能和右边男同学一起分享,但总是不见他将馍馍拿出来。我觉得他在看我,可当我看他时,他却马上转过身去,有时他索性背着手走出教室。我想他也是不敢和女同学相比,因为他年龄大,自尊心强。一晃几周过去了,一直没有看到他是怎么吃馍的。一天,刚进教室,准备交家庭作业,竟发现一个几何图画错了,可自己的三角尺忘带了。便喊擦黑板的男同桌,向他借三角尺。他说在书包里,让我自己拿。于是,我便在他的书包里找三角尺。没有文具盒,我把他所有的书全部掏出来放在课桌上,掏空书包,从数学书里找到了三角尺。课间吃馍,为了表示感谢,我硬是把我的馍分他一半让他吃,他接过馍,双手捧起,吃的是那么仔细。后来我才想起,他的书包里根本就没有馍。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端午节和过年。每年端午节前,生产队或多或少给每人分一些小麦过节。这便是大人们发动孩子推磨的最佳时机,因为孩子们也知道,只有什么时候用石磨子把面推好了什么时候才能烙白馍。

大人们也很守信,不等孩子们完全将面磨下来就从磨台上端些过去,在案板上放一根擀面杖,把面盛入箩内,将箩顺着擀面杖来回拉动。不一会,白花花的面粉便堆在了案板上。为了让孩子们及早拿到白馍,她们也风风火火地拌面、入碱、做花,不一阵功夫,白花花、香喷喷、呈现各式花纹的圆白饼便分给了在厨房门口守候多时的孩子们。大家拿到白馍,捧在手里,闻着那麦香味道,尽管馋得很,但总是舍不得开口将馍咬破,更是等着那碗渴望已久的鸡蛋面片子。

人们都说“紧腊月”。可孩子们总觉得太慢,因为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戴新帽、吃白面、品肉菜。

好不容易等到腊月二十八、九的蒸年馍。虽衣着单薄,但知道要蒸年馍,便早早起来和妹妹、侄儿抬上水桶去泉上抬水。水已盛了满满一缸,大家便在大门口一边踢沙包,一边等着头笼馍。听到馍已出笼,大家一窝蜂涌向厨房门口,尽管拿到的只是黑面馍,但大伙还是不管碱大碱小,便狼吞虎咽起来。孩子们吃饱了,一笼馍也所剩无几,大人们根据第一笼的情况加碱、减碱。后面的白面馍出笼,只给每人一个,其余的留着正月里给亲戚们吃……

听见侄子说吃饭,才发现自己已走神。看着满桌上的各种肉菜和扑鼻的酒味,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清晰可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真真切切地让我感受到了幸福,拥有了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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