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故土的关系,先说说我与老家的那些树。我那老家的树,常常在梦里将我摇醒。一些树在风中哗啦啦响,仿佛是在喊我回老家去看看。
比如那棵在喊我回去的皂荚树,它伫立在村头一个叫做水井湾的地方。水井湾里其实已经没有了水,留下一个空洞的窟窿,如大地上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但皂荚树依然蓬勃苍翠,用棒槌在水中捶打树上结出的皂荚,便会冒出一股股白色的泡沫,那些年是村子里洗衣妇们用的土肥皂。我离开老家那一年,衣裳上还飘着皂荚的清香味儿,大风掀动着我单薄的身体,仿佛要用力地把我抬起来,抬回那个飘着尿臊味的土屋子里去。我当然不愿意了,我离开了撑在一棵树身如铠甲一样的柏树上气喘的母亲,离开了当我在铁锅里舀第二碗饭便有人愤怒地瞪着我的大家子,我要到城里去,哪怕用我骨头榨出来的油,养活自己。
这棵皂荚树,是我奶奶1935年出嫁到这里时栽下的。我奶奶生了10个孩子,活下来8个,一个灾荒那年饿死了,死在了我奶奶怀里,最后睁着眼虚弱地喊:“妈,吃,吃饭……”一个3个月大时病死了,还没学会喊一声“妈”就离世了。我奶奶就是用这棵树上的皂荚,为全家人洗衣裳。有一天,我奶奶在水塘边洗衣裳,突然就吼天吼地地哭了起来:“我还有两个娃娃啊,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我爷爷丢下锄头从山坡上冲过去,以为我奶奶寻短见跳水了,我奶奶如川剧里变脸一般转瞬放声大笑:“我才不死哟,我才不死哟,我起码要等我孙子有出息了,拿钱孝敬我后才死。”
我奶奶确实等我到拿钱孝敬给她后才离世了。或许令奶奶遗憾的是,我在城里黯淡的生活一点不显眼,就是结交了像周二毛这样喝着喝着酒就开骂的酒肉朋友。奶奶81岁时来到了城里居住,她87岁那年就痴呆了,已经认不得我爸了,偶尔喊我爸叫“叔叔”。不过她还认得钱,依然眉开眼笑地接过我给她的钱,裹在一张老旧的手绢里,再用麻线一层一层缠上。有一回奶奶把钱塞给我说:“你给我买一套房子,看够了不?”我打开,有700多元钱。我奶奶是90岁那年春天走的,她留下的遗产,就是那手绢里一直包裹着的1200元钱。我奶奶的坟,就在她当年栽下的那棵皂荚树下,出葬那天,我给她买了一楼一底的房子,不过是纸房子,烧在她坟前,风中的纸灰飘远了,我在心里喃喃着说,奶奶,祝愿您在那边住得暖和一些,住的房子前,还有树。
说了我奶奶,还得说说我爷爷。我爷爷也是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美德之人,他活了73岁,栽下的树有上千棵,这是大队里的宋会计简单统计的,宋会计可以同时用左右手打算盘,可惜他死了好几年,要是他还活着,我会搀扶着他上某电视台举办的“中国达人秀”去,好歹也为我那老村争一次光。我奶奶回忆我爷爷说,他在月亮下栽树、饮水、施肥。我们那个荒凉的山坡,就是我爷爷带头栽下的树,有桃树、李树、梨树、柿子树、苹果树、橘子树,还有香椿树、苦楝树、青冈树、槐树……我爷爷是个具有高瞻远瞩眼光的农民,他一直认为不能仅靠种地过日子,还要种树,尤其是多种经济林木。我爷爷做过生产队长,有一年被公社评上劳模受到过县长接见,这成为他一生中的至高荣耀。
我爷爷死的那年,还没实行火葬,他的寿棺,生前就用他栽的林木打制而成。我爷爷是个对生死看得很开的人,记得他夏天常常爬到堂屋中摆放的棺材里去午睡,有一回午睡起来咳嗽了一声,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爷爷的坟,就在他种下一片树木的山坡上。16年前的秋天,在我老家山坡不远处,要建一个机场,山坡要爆破碾平,爷爷的坟也要迁移,我和几个堂弟打开土坟,只见里面的棺木已腐烂不堪,爷爷的尸身也成了几块白骨,白色头骨内,还有几颗惨白的牙齿,像是在呼喊。爷爷的坟迁移后,几个孙辈在他坟前栽了松树柏树,每到春节清明这些节日,我们都要回到老家去祭奠,在爷爷的坟前树下相聚,也算是一年之中在老家的团聚。在坟前一棵松树上,鱼鳞般的树皮上有透明的黏液溢出,像从树身里缓缓流出的泪。
老家的亲人,对老村里那些树,有着沉默的感情。有一年,老村里一棵黄葛树,听说要被买下移栽到城里,老村散布在四面八方我的亲人还有乡亲,闻讯后差不多都赶回了村里,好多人白天黑夜都守护在黄葛树下,他们用坚定的眼神,誓死捍卫一棵树的故乡。后来,这棵黄葛树终于没做成“移民树”,它成了一棵凝聚乡情、沉淀乡愁的老树。记得那次在黄葛树下,我的亲人和老乡们分别后留下一句话:“常回来看看啊,看看黄葛树。”这样一棵树,成了我们这些老村出来的人,心里共同的老祖宗。
我的一个堂伯,他活着时,不停地在老村山冈上栽树。堂伯去世前,把这些漫山遍野的树木作为他在这个世上的遗产,郑重地交给了村里干部。堂伯比划着说,帮我好好照看它们啊。而今我回到老村,摩挲着树身,眼前浮现起堂伯生前栽树时挥动着铁锨,挖坑、扶树、浇水、培土时的情景。堂伯把自己的气息传递到刚落土的树上,难怪,我看见的这些树,都奇怪地保持着堂伯的身躯姿态生长着。树木有灵,一个栽树人,与他浸透了心血的一棵树,一定有着某种相同的DNA。
在我老家,还有许多我亲人们种下的树,我每次回去,都要在树前默默站上一会儿,我总感觉,在这些树上,似乎都保存贮藏着亲人们的音容笑貌,哪怕是没有老照片,眼前一样能浮现起他们匍匐在大地上的身影,就是树们被大风吹弯了身子的姿势。这些亲人们种下的树,在树梢上,悬挂着我精神的罗盘,将我眺望老家群山大地的视线,永远地相系相连。
关于故土,我很少像一些写作者那样,在文字里表达着对它的伪乡愁。或许,这些写作者,通过文字里的故土让自己得到了暂时抚慰,可现实里的故土,往往荒凉。
故土于我,是那一朵不愿飘去的云,是一颗在黎明前天幕里不肯隐退的星辰。在我的内心,装置着一个比雷达还敏感的系统,抛开语言的花朵,想象的云彩,故土呈现于我的,是对我人格的最初雕塑,它才是这棵繁花落尽的树上,结下的一点果实。
去年,我83岁的远房堂伯死了,他最后从医院挣扎着喊人抬回了家,死在土坯房里的老床上,他果真没有逃过我故土的一个俗语,人命难翻,73,84。这两个年龄段,是生命的一个虎口。患肺癌的堂伯,没把吞噬他生命的虎牙拔掉,尽管他用尽了最后力气。我堂伯手里紧攥着的是银行里的6个存折,背后歪歪斜斜写着存折密码。我在城里的堂兄,他在灵堂前对着父亲的遗像嚎啕大哭,爸,您还给我们攒啥钱哦……我堂伯的遗像,是他67岁那年照的,目光胆怯谦卑,胡须掩喉,有着一个农人对命运的逆来顺受。
对我来说,我堂伯的离世,算是我在故土的最后一个长辈远行去了。想起我20多年前离开故土老家进城工作那一年,我堂伯是唯一一个家里杀了一头猪为此宴请全村的人。我的进城对堂伯来说,比他的亲儿子进了城还要高兴。堂伯那天用土碗给我敬酒,他神情庄重地告诉我,我们家曾祖父的坟墓,那风水不比乡里某乡长家的祖坟差。堂伯对我进城做一个他想象中的官员,是有着深刻期待的。自我进城以后,每年清明中秋春节,我祖宗的祭日,他都要跑到坟前去烧纸,祷告。
我有一次一大早乘车回到老家经过乡场,见堂伯蹲在乡里信用社门前吧嗒着烟。我问堂伯这么早干啥呢,他笑嘻嘻地说:“存钱,存钱。”原来是他昨天卖了一筐藕,等去存钱时,信用社早关门了。堂伯就这样在土里求食,还在土里刨出了“金子”,他勒紧裤腰带,面色发黄,但眼神里有一丝微弱的光,他就靠这一点光活下去,他不停地往银行里存下一点钱,就是他人生的光源。有一次,堂伯头天去银行存钱,第二天利息就上调了,他为此懊悔不已,他事后给我打来电话,希望今后遇到银行利息调整,能否先跟他透个风。我表示爱莫能助。还有一回,我见堂伯捂住胸口猛烈地咳嗽,差点都回不过气来了,终于,他咳出了一口浓痰,痰里还带一丝血。我赶忙说,伯,去医院看看。他若无其事地说,人每天都在造血,这是书上说的,新陈代谢。我明白,堂伯是舍不得把钱花在医院,人能扛着,就扛着过,好多的病,是扛过来就好了的。所谓扼住命运的咽喉,有时是一种强撑着的假象,不如放开手,让咽喉自个儿喘息去。
故土于我,像我堂伯这样的亲人,对我的期待,其实让我充满了内疚,甚至惶恐。但我堂伯,他最终用宽厚与慈悲,理解了我。堂伯说,我这个侄儿哟,就是一个秀才命。他真把我当秀才了。
也是堂伯,消解着我对吾乡吾土还有那些乡亲们的愤懑。在我母亲31岁那年,生产队里的向老三,这个地下人贩子居然差点将我母亲拐卖到河南去了。我童年知道这事以后,仇恨一直深埋在心里。或许,吾乡吾土对我的性格雕塑,也有这一部分的经历。所以现在看我的外貌,在表面的温顺里,一旦发怒发狂,可以瞅见我眉毛里藏着一把冷冷的剑。有一天,我回老家看见向老三坐在山崖边石头上不住地喘气,他是那么瘦小了,他望我的黯淡眼神,已经找不到一丝亮光了,他在自己人生的灰烬里爬行着。我一直在心里等待的,一旦遇见他就上前掐住他喉咙的冲动,一瞬间烟消云散了。
3年前的清明,我回老家去祖宗墓前祭奠,堂伯在前面草丛中给我劈开一条路来,经过一个新坟时,堂伯说,这是向老三的。望着向老三这个土堆,我彻底地原谅了他,还在他坟前烧了一点冥钱,他不就喜欢钱么。那天,堂伯坐在我祖宗的坟前说,侄儿,一个人要在心里想着人家的不容易。我心里的石头,已经滚下了山坡。
而今,堂伯的坟,也在那杂草疯窜的故土山冈中。在大地的风中,我故土的板块,已经随着城市化进程在日渐瘦弱、憔悴,或许我对吾乡吾土的存放,也是这些去世亲人乃至乡民们的葬身之地。因为,在这大地之下,一直绵延着血脉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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