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教师。由于那个年代农村读书人少之又少,能提笔著文、书写楹联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而我的父母都是师范毕业生,既能下笔撰文,又能书写楹联。于是,他们就成了四邻八村乡民的精神依靠,长年被乡民们求写文书、读书信等同文字有关的事宜。
那个年代,农村学校教师奇缺,父母都是包班。由于父母的劳动量远超额定工作量,身心疲惫,他们下班后就想稍事休息一下。可是,常常是在他们还走在下班的路上时,就有乡民蹲在我家门口,翘首盼着我父母的归来,或求念家书、写书信,或求写契约,或求写婚联等。尽管父母在上班时间已累得精疲力尽,却总是欣然命笔满足乡民的需求。
不夸张地说,我们村及周边村庄的近千户人家几乎都求过我父母为他们提供过义务文字服务。就是说,我们村及周边村庄的村民一旦办婚丧嫁娶事宜及相互间发生货物买卖、财物置换等交易事件,就来求我父母书写喜联喜帐、契约文书等等。特别是到了每年的春节时段,我家简直是门庭若市,前来求写春联的乡民络绎不绝。一入小年开始到除夕上午,父母每天都要书写上百副春联,每天都累到脚手及腰抬不起来,在他们累到实在不能拿笔时,就指导我们兄弟给乡亲们写春联。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来求我父母提供文字服务的乡民开始渐次少了起来,在步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来我家求写东西的乡民就几乎没有了。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初等教育普及,农村家庭基本甩掉了家中无人识字的帽子,家家都有了一位小学毕业生或初中生,已能基本满足家庭的文字需求了,当然就无需再麻烦我父母提供文字服务了。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来求我父母提供文字服务的乡民又开始多了起来。原因是,家乡农村的青壮劳力大多南下打工了。留在家里的多是不识字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长年在外打工的挂念家中,书信往来渐渐频繁起来。好在步入新世纪后,家乡农村外出务工的家庭都安装了固定电话,无需再通过书信互通消息了。
1999年开始,国家实行了高等教育扩招,农村也几乎家家都出了大学生,哪儿还需请他人读书信、写契约文书呢?特别是这些年,农民几乎个个都用上智能手机,更无需请人写书信了。出售喜庆用品的商店遍布城乡,乡民们都是随用随买。每到春节,商家走村窜乡叫卖春联,乡民们也都是购买印刷的春联张贴了。
晚年的父母彻底从为乡民义务提供文字服务的繁忙事务中解放出来。乡民们不再上门求写文字,他们反到不舒服了,时常喟叹说:“乡民求写文字的热闹情景,再也见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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