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静的家委会

2017年11月6日 ，在北京出差的陈均收到一条微信，神色一紧。他赶忙跟身边的同事说，“不行了，我要回（上海）去了。我儿子小学的家委会要开会。”

这种表现在他同事看来不可思议，陈均的儿子不过上小学二年级，当爹的不至于那么“拼”。

如今，时隔近一年，他帮儿子办理了转学，他没有再加入新学校的家委会了。“作为家长，是想自觉去推动诸如“第二课堂”的，但有些吃力不讨好。”

家委会是一个微妙的存在。此前有报道，上海某小学的家长微信群竞选家委，竞争激烈，参与的家长个个亮出自己的身份、能力和资源。

赖以沟通的微信群随时触动着家委会的敏感神经。近日，网络流传的家长群日常对白如宫斗剧，要知其进退才能避免被围攻，还要小心翼翼把握与老师交流的分寸。

潜在的博弈变成了明面的竞争，焦虑是始作俑者。一方面，学校希望有家长群体为其分担风险和责任；另一方面，家长期待更多介入到孩子的校园生活中去，借此让孩子在集体中的参与度更强。

防护墙和劳动组

陈均的孩子在区里第二梯队的公办小学就读，而他是家委会成员之一。

他急匆匆赶回上海参会，因为有家长向教育局反映情况，说学校布置的作业量太大。但市教委的规定是一、二年级不动笔，学校于是重新整顿，书法课之类全部停掉，语文作业都不许动笔写。

他回沪就是要跟家委会的几位家长碰面，“学校比较头大，看我们能不能帮忙背锅。大家在七嘴八舌地商量对策。”

在2012年前，陈均在一所重点高中做任课教师兼班主任。他回忆，那时候学校才刚有些家委会的苗头，萌发于一场举报。

2011年，他就任高中的一位中层领导刚上岗，碰到定制毕业T恤衫的事，与厂家对接后向学生收费，后来被家长告了。当时教育局领导就批评学校“乱收费”，把文明单位撤掉，教师们第二年的奖金都会受影响。基于这一原因，学校从2011年起成立了家委会，教学以外的事务一律通过家委会。

2012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推进家委会建设，有条件的公办和民办中小学幼儿园都应建立家长委员会，并保障家委会对学校工作实施有效监督。

令陈均不解的是，一些本该是学校出面解决的事情，变成了家委会的分内事。在他的理解里，家委会应该是合力去向学校、教师争取权益的，“现在反而要讨论是不是要替学校背个锅”。

更多时候，家委会成员要做的事结合了班级里劳动委员和生活委员的职责。

阿琴的孩子在武汉一所重点小学上一年级，她形容参与家委会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打杂，帮老师处理零碎的闲散的事情，小学的小朋友自主做事的执行能力没有那么强。像有些开学的活动，做小手工，每个月的板报，还有开学的时候杂七杂八的收钱啊，老师都会交给家委会。特别是收钱的项目，因为学校收钱很敏感，都会把这种自主自愿报名参加活动的收款交给家委会。”

监督校服定制和食堂承包，家长是需要亲自监督踩点的。

“家委会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比较校服价格和质量，每个班的家长代表在一起，讨价还价的气势是需要供应商招架一下的。有时家长里不乏专业人才，比如有服装厂出身的代表，可以在服装质量上给些意见。”

万科双语学校的张莉萍老师十多年来专门负责这所双母语学校的家委会，她目之所及，每年常规的义卖或者大型活动上都是家长在卖力：“我们学校只是抛出想法，给一个时间点，真正的落实下去，全部是家长。我感觉到学校只是起到一个配合的作用。”

“选学校认为对的人”

陆信是公司的人力总监，成为家委会成员以来，让下属帮忙做过孩子班级的评比海报，也为孩子班级买过洗手液和书架，跟淘宝卖家把价格“杀了又杀”，还监督学校的食堂和校服供应商。

他的孩子刚在浦东的锦绣小学上一年级，班级里的家长都踊跃地争取做家委的机会。班里有31个学生，有14~15名家长参与了竞选，最终选出5名家长，陆信是其中之一。陆信当时上台发表竞选演讲时自信满满——“爱心热心责任心说出来，能力资源亮出来。”竞选时，全职太太有时间优势，幼儿园就做过家委的有经验优势，有儿童心理教育方面的工作者有专业优势……

他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平日累积的组织管理能力，后来他又升级进入了校家委会。他认为校家委的实力更强，让他能够从中学习。

家长的履历与能力过去由老师通过家访或面谈了解，现在慢慢公开透明化了。“家委会是建立连接的一种比较妙的方式。送礼只是一枪头，同时送礼给老师的压力很大。但家委会这种连接是一种通道，让你和老师、校长有机会保持畅通对话。通道又是双刃剑，可以相互制约，有机会发生博弈。你送礼的话根本没机会发生博弈。”陈均熟稔其中规律。

公开选举家委的仍是少数。多数情况下，家长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毛遂自荐，最后由班主任来定谁成为家委。

无疑，入选的家委成员都是关心孩子校园生活的，但学校似乎并不愿意看到家长介入过深。

万科双语的家委会负责人张莉萍则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强势：“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家长们的资源……在教育教学方面，我觉得学校应该是起一个非常主导地位的，不太希望家长过多地来指导或参与。”

闸北第三中心小学教师陈来秀认为学校的忧虑不无原因，家委会应当适度自治，而非完全自治。她曾听说一所学校的校长放手让年级组自己搞10岁集体生日庆祝，因为牵涉到庆典的场地、蛋糕、录音棚的费用问题，就由该年级的家委会负责。

分摊费用时有家长就不乐意了：进棚录主题歌，是个别人员的事情，凭啥全体人员承担费用？租的道具报价远远超过市场价，会不会有猫腻？这就出现有些班级始终无法收齐份子钱的事情，最后还是班级家委垫付，场面尴尬。

陈均在孩子上幼儿园时就担任家委，当时就邻班有位当家委的“刺头”爸爸三天两头给园长提意见，碰巧家长业余时间会参加“刺头”爸爸组织的车友会活动，班级家长异常团结。

第二学年，幼儿园分班了，那位爸爸也未再当成家委。

焦虑下的蛋

陈均坦言，自己主动加入家委，有内心焦虑，也有美好期待，希望自己可以用这个方式介入孩子的班级生活。

他谈到自己的心理类似张晓风写的《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在他看来，做家委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保留与学校之间的沟通渠道。

“因为很多家长不是冲着组织活动或者把自己的资源用起来这种想法去家委会的，都是怀着能多帮助自己的孩子一些，能够让学校的老师多负责自己的孩子一些。”阿琴说。

陆信也谈到，自己的孩子比较害羞，他希望自己做家委，老师能多给孩子机会参与班级生活，哪怕只是让孩子给班里同学分发下转交家长的停车证。

幼升小是一个学习慢慢收紧的过程，家长们难免焦虑。“我很焦虑，我在开学前的一两个月会很关注比我小朋友大一两岁孩子的家长，我会跟他们聊，作业多不多，是不是一进小学就要会100以内的加减法，还会问上不上补习班，老师会不会要求很严格，老师会不会要求一些回馈啊。我很焦虑，但是开学一两个月后，我平静了一些。”阿琴说。

她知道，“一个学校分配到每个班的绝对资源是不一样的，每个班级分配到小朋友的资源也不一定能均衡，所以有时候需要去抱团争取。但是我还没到这个阶段，老师还是重在培养小朋友的习惯，还没到学习上的竞争，考试上的竞争，包括一些表现机会的竞争。”

校方也能感受到来自家长的焦虑。张莉萍举例说，学校曾想搞一次西式的家长会，即让家长跟老师一对一面谈，但家长担心排队时间过长，跟老师说不上几句话，家委会一直在群里提出反对意见。最终还是改成了常规家长会结合意向面谈的方式，“我劝说家长不要过于焦虑，也不要过于纠结，你平时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我们讲老师进行沟通。”

“家长希望学校所有东西都能满足他的诉求——老师、外教、中教，要白脸，要美籍，要在国外教过书，没有口音……我碰到开学第四天就有家长来找我，是个家委代表，问我孩子怎么英语没进步，我说请给你自己一点时间，请给老师一点时间，也给学校一点时间。”张莉萍说。

那么，老师确实会对家委会成员的孩子有所青睐吗？

在教师陈来秀看来，“现在的家长在了解情况后会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做什么。”“以我和家长们互动的经验看，会对配合度高的、能力强的家长和孩子更多关注度，那么同样有机会时，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份额了。”

在开学之初，阿琴和孩子合力办头两期黑板报，时间很紧迫，没有时间去外面买素材，就打印出来，回家涂色。她和孩子一起填色，孩子也知道涂了20多朵花是为了放在班级后面的黑板上面。

“通过我的参与，她的参与意识会更高，老师会适当给孩子一些正向的鼓励。”事实上，最初阿琴跟老师没有太多沟通，只跟老师说，“我们做家委会对老师布置的事情肯定是尽心尽力去做，但是你放心，不会因为我帮你做了一些事情而对你有过多的要求。”

陈均本以为他也是这么想的。有次出差前爱人跟他说儿子要竞选小队长了，儿子写不来字，密密麻麻歪歪斜斜画了一张纸的竞选宣言。

陈均问他准备得怎么样，儿子显得忧愁，他觉得有几个小朋友肯定不会选他，因为最近吵过架。陈均笑了，让他以后知道要跟小朋友搞好关系。

儿子小象第二天捏了张纸去准备演讲，但黑板上一排候选人名字里压根没出现他的。上讲台的机会也没了，更不要说投票了，竞选讲稿被他捏成了团。

看到小象闷闷不乐，陈均心里五味杂陈，“我想到这个班主任把这个孩子抹掉了，其实有点惊讶，我给班级做了这么多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这个时候怎么这么拎不清的哦。不过这个自然的状况呈现出来，我就可以看到学校老师的状态，其实对于我们帮她做的事情没那么在乎。”

但过了不久，儿子拿了全市创造发明二等奖。更令陈均惊奇的是，老师任命他做小队长了，没有通过竞选的方式。

对此，他也没去追问老师，以免双方尴尬。

家委班子内的分歧与妥协

家委会建立之初，是为分担学校的任务，然而引入这一阵营后，有朴素的民主和意想不到的繁复。

10年前，万科双语学校的前身——第一届C班的成立，就是由一批海归家长最先推动的。

这群初创家长们干得很累。“一天到晚开会，一天到晚吵架。都是精英，谁也不服谁，课程、模式，各种不服，各种焦虑。真正把权力放到每个人手里，家长们并不会用。每个人都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诉求、给差评，还动不动找校长投诉说理。

分歧是初为家委的家长就要经历的。

阿琴回忆最近一次做板报，刚开十九大，老师要求办一期十九大童心向党的板报，小朋友对此的理解是很有限的，又碰上期中考试，“有的家长就会提出这一块内容由家委会来准备内容和素材，另一部分家长觉得，这样做出的东西不像小孩做的板报，还是该让孩子做些东西。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都会针对这个事情说出来，老师再在里面协调一下。”

“又比如过万圣节，其他班的家委会就私下沟通，要不要给每个孩子买小装饰物，放学的时候带他们去讨糖果。学校对这种不能给教学任务带来好处的事情是不置可否的态度，它不会特别支持你，但家长一定要做，它当然也不会制止。但其实这样的活动并不是每个家长很买账，因为这个费用是从班费里出的，每个小朋友要去分摊，所以并不是每个家长都愿意配合。”

陈均所在的班级家委会有五个人，他是唯一的男性成员。

他介绍，家委会的组长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她是做互联网公司的。二把手是非常热心的全职妈妈，高素质高学历，之前做HR（人力资源），教育资源也很多，又是“情报”专家。“之前班主任得病了，她马上就知道，乳腺癌是左边是右边她都搞得清楚。”第三位妈妈是财务。那个妈妈很顶真，有挑刺的职业习惯。还有一位是广告公司的人，可以摄影、做图表。

陈均自己从高中辞职后从事教育咨询业，他拥有一些教育资源，服务内容深入到班级的阅读阶梯怎么设计。

他曾请一位外地的书法老师在孩子的班里上了四节书法课，既然不能每次都靠刷脸，他就问这个钱最终谁出，其他家委的意见是“不能你出，那我们出”。

““我们”指的是谁我不知道，面面相觑，所以我们要开个会，不知道钱哪里出。家委会五个人出也不合适。学校出不可能。”陈均惆怅起来。

至于学校被举报一事，陈均和他所在家委最终没有选择“背锅”，宁愿在处理方式上选择繁复。

老师把（写字练习）卷子发给家委会成员，家委会成员群内招呼大家，需要练习卷的家长小窗报名，家委会转发练习卷的邮件给报名家长，家长自己打印并给孩子做，孩子拿到学校交给某个家委会成员的孩子，老师有空时再批改好放到这个孩子手里，这个孩子再交给自己父母，孩子父母再在放学时候转交给其他家长。

这样做是为防止落下任何可以简单截图、拍照证明学校老师在布置、批改书面作业的证据。

这是妥协之后的结果，陈均和他的家委会为了孩子们还在学。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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