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90后新锐作家王占黑以短篇小说集《空响炮》,获得了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奖金30万元。这一结果令不少人惊讶,王占黑也被看成是入围名单中脱颖而出的黑马。
奖项由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五位委员会评委共同选出。他们给王占黑的颁奖词为:“90后年轻作家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
时间倒退回2018年3月,王占黑的第一本小说集《空响炮》出版,收入8篇作品。这原本属于一个资助项目,也没怎么正正经经宣传。这大概是个励志故事:一个混迹豆瓣的作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本纸质出版物。《空响炮》写的是老社区里的市井民生,如棋牌室里的常客(《麻将,胡了》),路边摊的卖菜农民(《老菜皮》),协管社区杂务的广场舞大妈(《美芬的小世界》),他们大多是下岗再就业或退休工人,或努力营生,或浑浑度日。一个90后的小姑娘,对这群“老家伙们”感兴趣,她写他们的日常生活,但眼界大,感慨深,“看起来鸡毛蒜皮、东长西短,却总格外深切地关乎生老病死”(文学评论家张新颖语)。然而她不介意小说被有些退休老读者当做“故事会”来读。
接下来的半年里,这本《空响炮》不断被人mark,被人阅读、评论。直到8月进入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13部的初选名单,9月初,进入5部的决选名单。
9月18日,身为中学老师的她,向学校请了两天假,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直到典礼进行时,对于王占黑,这也只是一个北京两日游的故事。最后,获奖的是王占黑。大部分时候都在台下作观察者姿势的她,如今成了一个突发故事的主角。
她的获奖,能鼓励更多的年轻写作者吗?她的写作,是从何处来,未来又将走向何方?我们与王占黑聊了聊天。
过去那个闷头写的状态是最好的
记者:你不是从投稿刊物开始文学创作的。在第一部小说集《空响炮》出版之前,有四五年时间,你都是在豆瓣上写作,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王占黑:四五年前,我按计划一篇篇写,写一篇,往豆瓣日记贴一篇,但不太有人看,也不期待有很多人看到,就是会塞给身边的朋友,希望大家给一些反馈。后来写到《阿金的故事》(收入新近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集《街道江湖》),看的人多起来了。确实,那一篇我写完之后,感觉自己有了一种很笃定的语言语调,后面就一直这样写了。再后来,这些作品有时出现在“豆瓣一刻”,有时在“ONE·一个”APP,后来再到文学期刊,后来出版。
很大程度上,最初是豆瓣这样一个平台给我场地,也给我鼓励。今年之前,都不太有人来约稿,所以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写,写完一篇,看看能不能投给谁,当然最想做的,就是放在豆瓣上给大家看。我很喜欢豆瓣。这种节奏不会焦躁,也不太会被人牵着走。不过今年开始有了些变化,一方面是工作了,比较忙,一方面是确实开始受到一些关注。当然,过去那个闷头写的状态是最好的。
突然被关注有点不适应
记者:现在你得奖了,一夜之间成了许多人知道的“90后青年作家”。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中是否有什么在微妙地发生变化?这次获奖于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王占黑:有点不适应。因为这是个很受关注的奖,突然出现一个不太有知名度的年轻人拿下,我本人也挺吃惊,许多关心文学的朋友就更加如此了。我想它的意义是在鼓励更多的年轻写作者,让大家看到一种可能,或说希望,至于是王占黑,李占黑还是王占白,大概倒是其次了。
带着很高的期望去看,多少是会失望的。我抱着这样的恐慌,多少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承担的关注、批评和压力。但当务之急是处理好我的日常生活和“副业”生活。套一句流行的话,当“斜杠青年”听起来生活挺丰富,实际上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我是个不太能一心二用的人。前两周我过完27岁生日,有朋友在豆瓣留言板说,27 is a watershed(转折点)。我当时感觉不到,现在有点意味到了,生活是心理的考验。记者:你几年前的小说和后来的作品,风格上有些不同。例如《空响炮》中的《老菜皮》《演说家吴赌》《地藏王很忙》,很鲁迅。你初期是在刻意模仿鲁迅小说练习写作吗?你曾经说过:“我有必要将另一种不成景观的景观展示出来,展示出那种临死而不僵的内部状态,那种在历史命运的末路上仍然饱含着的无穷的兴致和张力。”这又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尽相同。你如何看这种“末路上的兴致”?还是说只展现,不表态?
王占黑:“吴赌”的故事讲一位常年蹭公交的话痨,爱赌博,许久不见,人们才晓得他死了。“地藏”的故事讲一位意外丧女又意外丧母(都是车祸)、带外孙女过活的老太太。两个人物在我的生活中都有原型。后来我在学校讲鲁迅的课,对着读,突然觉得这位吴赌多么具有孔乙己的神韵,地藏王过寿又多么像《祝福》的习俗。这个发现所带来的震惊,让我无暇去心虚或羞愧,只为这种现象沉醉。
写作时从没想过要致敬或是模仿,然而这样的真人真事,竟有如此多相通之处。我和我的朋友立场毛谈论了这件事,他是我早前为数极少的读者之一。他说,不自觉的东西,往往是内化了的。再者,鲁迅的人物,本身充满着普世的概括性,这种特性甚至是不受历史拘束的。这时便感到一种很近的距离,他是我的老师,或是我的“抄写”对象,他离我是很近的。
我一直在写的社区系列,以及他人从事的固定空间写作,都像是鲁镇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影子,一个分支,这些地域延续着、共享着同一个“云”鲁镇的母题,各式人物无不验证着国民性的历史存在。鲁镇的时空是可以被打通的。我们在书写各自的一隅时,和他便产生了直接的对话。当然,这种对话暂且称不上是“使命”的担当,只能说是一种自然的相干和联结。在这条长长的时间线索中,我是一个参与者,而非遥望者。
在尝试中找到能把握的语感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小说风格成为了现在的样子,是不断练习的渐变,还是小说创作观有过什么突然的“顿悟”?有人觉得你现在的小说风格有点像萧红,而且你的硕士论文就是萧红研究。你觉得你的作品在哪些方面受到了萧红的影响?
王占黑:我也不知道现在的风格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我的“现在”和大家看到的书的“现在”已经是两个时间了。两本小说集风格有些变化,但都是一年多前的作品了。顿悟谈不上,应该是在持续的尝试中找到了自己能把握的语感。语感很重要,关乎节奏,叙述,画面,情绪,和所有小说的元素都密切相关。
我觉得萧红的小说里,就有这样一种自说自话又很笃定的语感。越到她生命的晚期,越强烈。《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北中国》。几乎能在质朴的语言里找到最大的情感,又是最隐忍的,和最无法触及的。我每次读到《呼兰河传》第三章的第一节,都会停很久很久,那种一个笔后面一个人,一个人后面是巨大的记忆望着她,一个巨大的世界,太感人了。后来我在另一个题目夭折的情况下选了萧红做选题。有老师说,萧红,做的人太多了,算了吧。我那时觉得,就放弃学术研究吧,以写作者来看写作者的身份进入,当然就被批评了,因为写得很没有“专业性”。我那时有些作品,比如《春光的故事》,当写到一个小孩与一个老人的交往时,我现在想起来,一定是受到有二伯,冯歪嘴子们的影响了。记者:你写那些打麻将的爷叔,剃头的师傅,杂货店老板娘,广场舞阿姨,为什么把他们称为街道“英雄”?是正誉还是反讽?什么样的人,可以排进你的“英雄榜”?
王占黑:就是一个风光、敞亮的称谓,很有精气神。我觉得不必去深究到底“英雄”不“英雄”,正面还是反面。最初的想法是,如果说同辈之间叫兄弟,同志,那么一个老小区的小朋友,看待小区里每个大人都是很高大的,声音很宏亮的。也许就可以叫“英雄”。记者:这次的颁奖词说,你衔接和延续了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你觉得这是有意的衔接,还是无意的延续?你爱读契诃夫、沈从文的作品吗?如果每个作家都有其写作的“师承”,你的师承是哪些人?你会经常翻看什么作品?王占黑:两位都看过,都挺喜欢。不知道怎么说师承,一个是我敢不敢去承,一个是他们要不要我承,想承承不上,水平有限,那多尴尬。现代文学里,京派的,沈周冯汪,海派的,张爱玲喜欢的《海上花》,我也喜欢。平时也会看非虚构,漫画,画册,这些非文学类。有一阵很颓,光看日剧了。记者:此次文学奖设置了30万元奖金,以助获奖者专注写作。你有打算成为专业作家吗?
王占黑:会考虑自由职业,但应该不会全天写作,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比如在上海周边其他城市做公共空间,类似定海桥互助社,也想找回大学的人做乐队(咱们有钱了),还打算去讲开放麦脱口秀。总之一想到自由职业的日子,就好像很精彩了……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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