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要说乡村自治须念好“三治经”

■ 韩小乔

《半月谈》近日报道，农村盖个房，需要17个部门审批；村民盖个章，要跑乡里好几次；环保督察要求清零禽类养殖场，到头来变成了建设 “无鸡村”“无鸡镇”……一些人感到工作氛围过紧、变僵，纷纷呼吁为基层“松绑”。另一方面，在上级部门对村级管理较为松散的地区，基层发生的微腐败案件，大部分也与上级部门监管失职有关。

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乡村治理是一个重大的新课题。乡村出现“一管就僵，一放就乱”的现象，与乡村自治能力不足有关系。加强管理本是为了让村级组织有序运行，放权松绑则是为了提高基层人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但实践中有的地方工作做得不实不细，该管的地方不管、该放的地方不放，说起管理就是“一禁了之”，说起“放权”就是“一放了之”，导致治理乱象。

乡村自治能力匮乏，一方面源于村级治理主体能力弱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年轻村民外出务工较多，部分选拔上来的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不高，与村民沟通交流不畅，管理方式简单。有的人对于如何提升乡村自治能力存在本领恐慌，跟不上新时代的节奏，导致村务治理能力明显滞后，一定程度上存在对上级部门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行政治理思维根深蒂固，影响乡村自治能力的提升。在现行组织架构和功能中，村委会承担了一部分行政管理职能，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在农村根深蒂固，弱化了村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大量具体工作在基层落实，行政成本压力增大，各种事务、考核、评比让人疲于应付，无法集中精力、放开手脚开展村民自治工作。

乡村自治呼唤治理理念变革。放权，要有所放，有所不放；监管，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乡村自治并不是自由散漫、任意而为，也不是管得过多、过死，而要由“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与民共治”转变。从村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才能知道哪些该管、哪些该放，该怎么管、该怎么放，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革除基层管理的积弊，规范乡镇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和监督。明确上级部门的职责范围，从理念、体制、方式上实现从传统管制、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切实将工作重点转到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质量上。转变治理理念，打好放权、监管、服务的组合拳，增强乡村自治的整体性、协同性，保障村民的决策权、参与权、知情权与监督权。

乡村自治亟须念好“三治经”。缺乏相关细则，没人牵头管理，问题解决不了；相关制度不合理，流程很繁琐，村民又难以执行。管也不是、放也不是，还是因为治理体系不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村民自治是基础，村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乡村自治做好了，就能充分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提升乡村自我管理、服务和监督水平。法治是保障，村民自治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有法可依、有条不紊，才能在村级组织“去行政化”方面发力，让基层自治组织回归群众性和自治性。德治是支撑，加强道德建设，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的做法，努力提升自治与法治的效能，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给真正能干事、愿干事者营造更加宽松的工作环境，推动乡村自治走上善治之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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