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转一响”之自行车那些事□杜艾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被称为“三转一响”四大件。这是那个时代人民所拥有的最高财富，是当时普通老百姓所希望拥有，也比较稀有的四件家庭物品，一般都需要凭票购买。

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都是会转的，收音机是会响的，故又称为“三转一响”。

——题记

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在中国城乡日渐流行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著名的品牌有飞鸽牌和凤凰牌等。

张爱玲散文集里有这样的描述：人生最得意处不在于升官发财，而是你在少年时，骑一辆脚踏车，转弯时小撒把，在人们的惊叫声中溅起一地的水花，意气扬扬地远去了。想必张爱玲描述的是市井生活，是描写时尚靓丽的少年们骑自行车时的潇洒形象。因为有积水又能小撒把拐弯的地方，一定是城里的柏油或水泥路面，农村有积水的地方就是淤积了泥巴的坑坑洼洼，是断然撒不了把的；撒把也会摔倒在稀泥里，也就没有了意气扬扬的洒脱。

自行车流入我国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上海已有广泛市场，但那时骑自行车的也多是富有人家的惨绿少年。虽然城里相对开放，却鲜见女人会骑自行车，女人骑自行车是一道风景。

既然是一道风景，就少不了女人们会追趋逐耆。

二十年前去上海出差，在文化市场里见到一包老照片。大概是里弄里的小阁楼拆迁，搬进高楼了，爷爷奶奶辈的老照片被当作废纸卖掉，被有心人收买，作为纸质收藏品变卖；恰巧被我遇到，买下了。

从一排落地花格门的背景可以断定这一定是大上海的一户富有人家。坐在躺椅里的旗袍女人和叉腰站在躺椅后的长衫男人年事已高，对自行车这新鲜玩意儿望洋兴叹，但那一对目不转睛的神情，一定是对两个豆蔻年华的女儿学骑自行车的默许和期盼。

黑白无色的照片掩饰不住两位青春少女稳重端庄的气质，清丽秀雅的脸上荡漾着春天般美丽的笑容，两双又大又亮的眼睛里让你总能捕捉到那份宁静，那份聪颖，那份敏感。姐姐倾身骑在自行车上，镶边的开衩旗袍被车杠微微卷起，若隐若现地露出碎花棉裤。妹妹站在一侧，一手撑着姐姐的腰肢，一手紧紧地攥着车把，以防万一有个闪失，把姐姐摔个仰面朝天。

这是一张不会骑自行车的人照下的骑自行车的照片，其实，这情况并不多见。下面这张照片里，两位分别端坐在木椅子和小板凳上的中年妇女，也许她俩认为学骑自行车只是年轻女孩的事，自觉过了学骑自行车的年龄，但也想藉以自行车而抓住青春的尾巴不松手，来一张与自行车的合影，聊以自慰。

两位白衣女子似乎看淡了岁月风雨里的是是非非，从容而淡定地凝望着远方，那辆乌漆墨黑的自行车忠实地停放在她俩面前，心甘情愿地承载着她俩内心里的故事。

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在农村还不普及，能与自行车来一张亲密合影，是许多人的心愿。从以下几张组合的照片不难看出，四位推着自行车的女子，并不一定都是会骑自行车的人。

四季更迭，有青山绿水，也有草屋茅舍，犹如四位女子头上的辫子有长有短，但一律都是幸福而甜美的笑脸。

穿裙子的姑娘，昂首挺胸地站立着，崭新自行车泛着锃亮的光芒，身后的那根长辫被后背遮挡了大半，依稀可见身前辫梢碰到了车杠。这气质，只有飞鸽自行车才能与之配当。

车把上挂包的姑娘，从她那风风火火的神情及齐肩的短辫一眼就能断定她一定是大队部的妇女主任或人民公社里的广播员，娴熟的推车姿势说明她在这条翻越大山的土路上已经骑行了好几年。

推小孩的女子兴许是孩子的妈妈，那时还是一个多子多福的年代，外甥比舅舅大、侄儿比小叔大的情况常有出现。看她的那份从容，身后那处低矮的房屋可能就是她的家。

在我家乡，上了年岁的人不知道张爱玲早已把自行车定名为“脚踏车”，直到现在还把自行车称之为“洋车子”。

五福是公社干部，从辈分上算，村里不少人都称他为五叔。五叔一表人才、眉清目秀。为了上下班方便，他是我们村里最先买“洋车子”的人。公社干部就要有公社干部的样子，五叔头上的那顶深蓝色的单帽，从不像其他下地干活的男人那样，帽沿箍子上布满了尿花碱。脚上的圆口吊带布鞋是五婶给他做的，只有去公社上班时才穿，平时舍不得穿，怕弄脏了鞋底子上白布包边的底沿口。

五叔有两个习惯，也是那个时代农村大小干部都很流行的习惯。一是褂子的左上方口袋里别一支钢笔，笔帽上的挂钩露在口袋外面，金光闪闪；二是喜欢把棉袄披在身上，不穿两个袄袖。

大队小学的旁边是一口池塘，水深得很，以前就有小孩在暑假期间洗澡淹死在了池塘里。五叔每次从公社回来路过池塘都会下来车子，一脚搭在自行车脚捏子上，一脚站在地上，凝神贯注地向池塘观望。不知他是为学生们玩耍时会不会掉进池塘里而担心，还是为池塘里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后不再敢养鱼了而感到惋惜？

五叔的这张照片，不但留住了一段岁月，也承载了一个时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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