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敲破壁垒的利斧 文∕南山老太

1980年的7月，我高考。

那时候心里有一种朦胧的冲动，考上大学，就可以坐火车出玉门关去看看“口里”的样子，这是当年唯一的可以离开家，可以坐火车的理由和机会。

我上的是当时新疆最好的实验中学，升高中的时候学校开始进行考试入学，不知道走了什么运，我居然上榜，我绝对不是学习好的学生，那时候我的感觉是脑子里一片浆糊，尤其是数学。

后来才知道，我的同学们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

记得初中上课每天除了带书包以外，还得外带一个小板凳，学校教室里的桌椅全砸烂了，窗户上没有一块好玻璃，用报纸糊着，冷风一吹飒飒的。

高考来了，我们什么都不会。那会高中是两年而不是三年，一晃就过了。

实验中学的老师大多是“牛鬼蛇神”，不是本地人，都是从“口里”发配来新疆的。高考一来，老师们先蠢蠢欲动，兴奋不已。

语文，上三个老师，一个教现代汉语语法，一个教写作文，一个教古文；数学，上两个老师，一个教代数，一个教几何。老师在黑板上纵横小学到高中的知识，一会是约分的方法，一会是解析几何，我们被填鸭式地往里灌。

记得我的一个数学老师，奇瘦，厚厚的眼镜片，带着南方口音，他在讲台上不停地重复两个动作，一是扶眼镜，二是提裤子。也不是真正的提，因为两只手上沾满了粉笔沫，就用两只胳膊把裤子往上夹，夹时身体配合着往上一耸一耸。

老师穿着自家做的棉衣棉裤，衣服下角露着棉花。现在想起到不觉得好笑，而是满满的辛酸。80年代的知识分子刚刚从批斗的高台上下来，摘下“臭老九”的帽子，顾不上安顿自己的生活，就立即投入到了知识的传播中，后来这个老师去了大学当了教授，他原本就是大学教授。

1980年我高中毕业时，就业就只有一条路，接父母的班。而一家只有一个名额，在家里我不是接班的首选，父亲还想把名额留给弟弟呢。

1980年高考还有了一条政策，预考。预考不过的不能参考高考，班里有一半同学被刷下来，高考之后又有一半多被刷下来，有学上的不过十多个人。高考的第一天上午，我的脑子都是蒙的，可能人被那么大的阵势震住了，成绩下来，到“口里”上大学的梦是破灭了，但坐火车去上学还是可以的。

大学上不了有中专啊，那时候，中专吃喝国家全管，每月还有补贴，也和大学一样包分工作，以我的成绩到“口里”上个好中专没有问题。但这个想法被我爹摁住了。再破的大学也是大学，那个年代大学生多香啊。

我上大学的时候，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背着一个书包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书包里放着铁饭盒。母亲解释说，这是好梦，一辈子吃饭不用愁了。

大学毕业，我进了一个机关的组织部门，上班之后就领到一匹灰色的毛布，要求大家做一套西装上班穿。布是新疆某毛纺厂专供机关的，市面上见不着，个人只需要出很少的钱。尽管我努力把衣身做得紧一些，把西装领开得细长些，但穿上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干部。成为干部之后得到一个事业单位的医疗本，那是一个棕色的小本，到自治区任何一家医院看病拿药都不需要自己花一分钱。

那时候，高考确实改变命运，除了知识给人带来的改变之外，更主要的它是敲破壁垒的利斧，改变的是个人面对各种人为壁垒的无奈与无力。对于城市的人来说，高考开路，许多门为你敞开，单位、编制、待遇；对于农村的考生来说，它更是双重的，既打破城乡壁垒，有了城市户口，又可以穿越城市的那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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