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沈从文

“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1948年7月——离北平“和平解放”还有6个月，46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沈从文偕次子虎雏在颐和园霁清轩消夏——7月30日夜，虎雏一边喝着柠檬水一边读着《湘行散记》，小男孩儿“激励”自己的作家爸爸——1934年就出版了自传和《边城》的大作家。

“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从文喏喏。儿子又激励道：“那要赶赶才行。”“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从文允诺。

然而，时代和历史并没有给沈从文太多机会。

尽管1948年年底主动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抢运学人赴台的邀请，但沈从文这一年并没有逃掉左翼文化界的激烈批判，1949年他甚至选择自杀，所幸获救。迫于时势，1948年开始，沈从文逐渐转向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其所涉门类宏阔，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具代表性。

后半生中，七易其稿的短篇小说《老同志》以失败告终，以内兄、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也流产了。沈从文尝试着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形势许可的范围内继续保持自己的用笔特色，让1967年生人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感慨的是，“他是失败了，也只能失败”。

2002年年底，32卷本《沈从文全集》终于出版，其中400万字系作者生前未曾刊发的且多为1949年后所写——9卷书信中有8卷写于1949年之后，这300余万字书信“从数量上讲接近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由此，张新颖发愿为沈从文立传。

近期，《沈从文的后半生》(增订版)及其姊妹篇《沈从文的前半生》双双出版，终成合璧。笔者专访了其作者张新颖教授。

沈从文不仅是同代作家中书信写得多的，而且是写得最好的

燕舞：《沈从文全集》中书信就有9卷——“每卷大概40万字，总共有1500封左右，其中1949年以前写的只有一卷，1949年到1988年期间写的有八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段写的书信至少在300万字以上，从数量上讲接近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那国内文学界在沈从文后半生的研究中“轻视”如此卷帙浩繁的书信，主要是因为“文学（体）观念”上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过度崇拜么？

张新颖：我们的文学观念早就有些板结了，一说文学就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有就是文学是“创作”，而且是有意识地“创作”，沈从文自己当初没有当作文学来写的那些书信要让现在的研究者看成是文学，确实有点困难，不知道放到哪里，怎么放，怎么解释。

燕舞：即使在同代作家中，沈从文也是写信较多的吧？沈先生1949年后的三百万言书信，对您这部传记的写作有怎样的帮助？

张新颖：沈从文不仅是同代作家中书信写得多的，而且是写得好的——如果我个人化一点，会说是写得最好的。他本来就喜欢写信，1949年以后的长期孤独之中，写信成了最重要的与人沟通的方式之一，越孤独，写得越多。我读这些书信的成果就是我写的这本书，假如没有这些书信，这本书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这些书信或许也可以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写出来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没有张兆和的话，沈从文早就垮了

燕舞：张兆和曾说过：“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张兆和“文革”前担任过《人民文学》编辑，她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关系似乎没有沈从文先生那么紧张？这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反过来为沈先生提供某种保护吗？

张新颖：张兆和在政治上不可能为沈从文提供保护，但这个家庭确实没有张兆和不行。张兆和性格坚强也好强，朴素、单纯，习惯于吃苦耐劳，这对于一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家庭来说，太重要了。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作用，简单地说，没有张兆和的话沈从文早就垮了。张兆和晚年能写出那样的话，真是了不起，她勇于承认对沈从文不完全理解，这可不是谁都说得出的；而且正是因为后来理解了，才明白先前的不理解，所以她说的不理解、理解、懂得，都是很重、很切身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不能说多么强大，更谈不上显赫

燕舞：汪曾祺生前经常酒后以“沈从文的嫡传弟子”自居。汪曾祺“文革”前担任过北京文联的干部，1984年的散文《老舍先生》拿过该年度的“北京文学奖”，1987年还入了党；林斤澜“文革”前也担任过北京作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协理事等职。他们两位同沈从文先生与现实政治运作之间所保持的距离还不太一样？

汪曾祺又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沈先生的文学衣钵？林斤澜呢？

张新颖：沈从文、汪曾祺这对师生之间的传承赓续，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话，其间脉络的显隐曲折、气象的同异通变，意蕴深厚意味深长。

说到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的回响，可说的其实挺多的。比如，黄永玉出了三大本《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我看来，这个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沈从文“召唤”出来的；再往下几代作家的作品中，我曾经写文章讨论过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天香》与沈从文传统中不同部分的对话关系。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文学略偏开一点，偏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电影，可以确证地说，侯孝贤受沈从文影响不可谓小，这一点他本人也多次谈起过；台湾的侯孝贤影响到大陆的贾樟柯，贾樟柯不仅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而且由侯孝贤的电影追到沈从文的文学，从中获得的教益不是枝枝节节，而事关艺术创作的基本性原则。这一条曲折的路径，描述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我要说的意思是，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不能说多么强大，更谈不上显赫，但历经劫难而不死，还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和持久。这个生命力，还不仅仅是说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说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沈从文的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

燕舞：在评价沈从文早期小说《会明》时，夏志清提到了他“对道家淳朴生活的向往”，这种道家式生存智慧是不是也可以用来解释沈先生1949年之后的“改行”，特别是他在爱徒汪曾祺和长子沈龙朱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后居然还能逃过这一劫？

张新颖：我不太会用“道家”或“道家式生存智慧”来解释沈从文的选择。“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沈从文不说话，不写文章，有偶然的因素，也有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沈从文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响应号召式的“鸣放”，他本能地抵触，他还根深蒂固地认为这种发言、表态，不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创作不会因此而好。其实这是他一贯的认识，比如更早些时候大规模批《武训传》，他就说，把武训批得再臭再厉害，还是不能对当前的创作有用。也碰巧，找他“鸣放”的几次，都让他不怎么愉快。一次是北大学生拿来的介绍信，让他恼火；还有一次是萧乾请他给《文艺报》写文章，他和萧乾的隔阂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自然也不会写。到“文革”那个极端时期，不管是想说话还是不想说话的，都没有说话的机会，他当然更不能说话，要说，也是受逼迫检讨、交待。

其实从1950年以后，他满脑子就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杂文物的“杂货铺”，老是着急做这些事，发牢骚也是为做这些事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和困难。他就是一个要做事的人。

197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沈从文在体力和精神上，有特别充沛的体验，常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不感到疲倦，心情也很轻快。他找了些书来看，分析自己这种“奇迹”是怎么回事。他的分析让我们看上去也许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很可能有道理，他是很认真的。他说人这种东西，千万年发展下来，把聪明才智多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纷争不已，顾此失彼，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都压抑下去了。可以设法恢复已失去的能力，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他从人类的进化/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迂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证和体验。

这个很有意思，从人类的发展来反思，已经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指向某个个人的“赤子之心”。过去他还把“忘我”的工作当作“麻醉”痛苦、抵抗烦恼的方式，现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内在的能量，他在自觉的意义上体会到了生命深层的愉悦。倘若我们不能理解沈从文这种无法从社会人事层面来言说的愉悦的生命体会，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续行为；其实，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

（张新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燕舞 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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