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 塔韦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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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四年时间了。

没什么特别的事母亲很少打我电话，她知道我的。可2014年春节过后的某天，正在开会的我接到母亲带着哭腔打来电话说父亲情况不好，叫我们赶快回家，我们当机立断叫救护车一起把父亲接进了医院，可是自从父亲进了医院，我们的父女情缘就进入了倒计时……期间的新闻到处都在转播马航失踪的消息，隐约中有点不祥的预感，但我在心里宽慰自己：马航会找到的，我的父亲也会慢慢好起来的。最终的结局是马航宣告失踪，而我的父亲也在马航失踪后的二十天的一个清晨，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医学生，大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分配到缺医少药的天峨，小时候常听父亲说，那时的天峨又小又破，交通又特别不方便，从宜州老家来到天峨得用几天的时间。县医院也是简陋得不行，但是最终父亲还是扎根天峨三十几年，把自己的大好青春和满腔热血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天峨这片热土。从主治医师到医院院长到卫生局长，我的父亲一路走在铺满荆棘的救死扶伤的行医路上，虽然步履蹒跚，却也从容不迫。我从小在医院的家属楼里长大，在我的印象里，父亲的上下班时间很模糊，很少在饭桌上见到父亲，更不用说共进晚餐了。父亲常常是忙了一天刚睡下又被医院的同事叫走。从小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坚持原则和党性的父亲的坚强与不易，这与父亲的贤内助——我的母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的父亲母亲相识于外婆的病床前，那时外婆因为生病住院，而恰巧父亲是外婆的主治医师，血气方刚的父亲因此遇见了清秀美丽的母亲，父亲与母亲的相遇可以用“相逢如初见，犹似故人归”来形容。这一场清澈的遇见，对于父亲来说，犹如花瓣与露水的相逢，恍若青山与绿水有邀约，或似轻风与流云的对望。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从来没发现父母之间吵架和生气的画面，他们即使相对无言，却情深不语，勤劳善良的母亲成了父亲得力的后方力量。常常，夜半醒来的我总在不经意间看到母亲为夜读的父亲下厨煮宵夜，母亲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看着父亲一口气吃完又忙其他的家务事了。在物质匮乏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母亲一向都把父亲的患者送到家里的东西一一退还回去，实在退不了的就按市场价把钱送到他们的家里去，有时候我实在是看不下去，觉得父母亲假装清高，别人自己送到家里的不正好给我们三姊妹改善一下伙食吗？而母亲却说别人家也不容易，有的患者家里七八个小孩，他们更需要这些东西，我们家有自己的菜地，自己养的鸡，比他们强多了……

依稀记得在我上高一的那个学期，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那时的黑白电视机刚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很多港澳片在电视屏幕上轮番热播，特别是《上海滩》这部连续剧，让我们上晚自习的学生失去了等待下课的耐心。当时只有单位和少数人家买得起电视机，每次下晚自习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学校跑到父亲单位会议放映室时，十几吋的黑白电视机前早已是人头攒动，我只好挤在后面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当时正在医院领导岗位上的父亲，掌管着医院的基建和人事等大权，很多拿着电视机票和洗衣机票的带着各种目的人找到家里，只要父亲一点头，我们家里就会增添很多让人羡慕的电器和别人想不到的东西，可是每次看着怏怏离去的客人和家里空荡荡的客厅，看着这些与我擦肩而过的高大上电器，我对父亲的举动有点不理解，总觉得父亲是犯了读书人过于自命不凡和愚钝的毛病，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就是因为父亲当时的不轻易点头，换来的是全家淡然而恬静的幸福生活。

每当在上下学路上遇到那些我不认识而却总是微笑着向我打招呼的路人，我就知道这些人肯定都曾是父亲的患者，他们也都是些淳朴善良的当地人。从小在这种和谐医患关系中长大的我，不知不觉中把学医当成了自己的理想。今天的我是个有了二十几年工龄的医务工作者，而如今的医患关系与我父亲那个年代相比也有了天壤之别。但无论如何，从小的耳濡目染和父亲的行动准则，这些都成了我永不改变的风向标。父亲永远是我前进道路上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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