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不能跳过司法程序任性扣款

日前，有媒体报道，某银行客户王先生的一张信用卡到期换了新卡，在新卡未激活使用的情况下，银行仍收取了每年200元的年费。王先生逾期未还，该银行便根据领用合约，从王先生另一个该行储蓄账户中直接扣收钱款还账，最后还起诉王先生索要剩余欠款。摊上官司的王先生提起反诉，指责银行恶意扣款。在法庭上，该银行当庭支付了王先生被扣款本息及经济损失，但不同意赔礼道歉。

这件事的发展链条是：未激活信用卡被收取年费———银行从该客户在银行的储蓄账户直接扣钱———账户余额不足还款被银行起诉———储户反诉银行得到还款———银行拒绝道歉。那么问题来了：这究竟是哪家银行？从公众与银行长期博弈的情形看，唯有将该银行名称广而告之，使得客户“用脚投票”，才是真正有效果的。报道隐去了银行的名字，似乎是有所顾虑。当银行无所顾虑，而维权、报道却要处处顾虑，如此景象，实在令人忧虑。

“未激活信用卡被收年费”固然霸道蛮横，更令人“细思恐极”的，是它直接从客户的其他储蓄账户里划走钱的做法。理论上来说，有权查询、冻结、划拨银行存款的机关是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银行“直接扣收”意味着银行跳过了司法程序，直接冻结、划扣消费者的款项而不经审判。这在银行一侧，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天然权力。银行自认为掌握客户的账户，就可以直接扣款，使用个人信息无须经过合法性审核，照自己意愿即可。

消费者在银行面前，个人信息一览无余，可供其随意支配；而公众至今连究竟是哪家银行都不知道，也折射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权利不对等。

可以预想的是，随着大数据的发展，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大。从社会舆论看，公众更关注的已不只是信息共享如何扩大，而是信息之间能否筑起壁垒，能否自行为信息使用设限。遗憾的是，目前来看，很难。而个人信息又关联着个体权利，当个人信息的取用毫无节制，相关的行业监管松弛，那么类似“直接扣款”这种便捷的纠纷解决方案，自然就会具有十足的诱惑。

当下信息化发展日新月异，但商业伦理乃至社会的运行伦理，并没有真正远离现代化起步时的价值地基。现代社会建筑在权利清晰界定之上，一个社会能为个体提供正当且足够的权利维护手段，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大数据也好，各种现代化器物层面的进化也好，背离了权利维护的价值预设，机构相对于个体器物上的优势，必然会导向相比于前现代社会加倍剧烈的不对等。这也就呈现了如此景观：银行的霸道，从“钱款离柜概不负责”一路进化成“直接扣款”，而个人权利的维护像被甩脱在进程之外，依旧如此艰难，维权成功也换不来一个道歉。

这则新闻，或许会被媒体置于“社会新闻”一栏，很快被海量信息所淹没；或许在不少人眼中，这也构不成一个“爆款”的重磅信息。然而，就是这件200元的小事，现在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很多时候，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标记的。（王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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