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癌女找人撞死自己”案落锤 是时候谈谈尊严死了

备受关注的“女子患癌找人撞死自己”案，近日有了新进展。江苏句容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徐红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被告人王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2年。 

2008年，吴敏（化名）被诊断为宫颈癌。在病情进入晚期并自杀未果后，吴敏多次联系朋友徐红伟，求他开车把自己撞死，其丈夫王斌也承诺，事后绝不会找徐红伟麻烦。2017年6月15日，徐红伟在约定好的地点，开车撞向吴敏，并二次碾轧，后者于4天后死于家中。案发后，徐红伟和王斌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 

这是一起交织着人伦、道德、人性与法律冲突的案件，可谓悲剧之上又添悲剧。法院的判决，充分考量并调和了案件中的种种矛盾。而类似的案件，并非第一次出现，比如2012年的东莞“孝子杀母”案，2016年的“雇人杀己”案。他们有一个共性，即处于痛苦中的病人寻求以死解除痛苦。 

这类案件，每次都引发了一波对安乐死的讨论。但安乐死，目前在全世界范围也仍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如何评定要求安乐死人的真实意愿，它会否引发道德和法律的双重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我国这样一个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中，是否会出现违背病人意志的被“安乐死”？ 

凡此种种，都是摆在安乐死合法化面前无法回避的现实命题。至今，全球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安乐死合法，多数国家也正是出于以上顾虑。 

相较于安乐死，“尊严死”或是一个相对中性、更易被接受的做法。它与安乐死相比，侧重的是让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能够减少痛苦，获得更好的生存质量。比如，不主张过度治疗和抢救。去年，作家琼瑶在带有遗嘱性质的公开信中，要求子女在万一自己病重时，不要让其躯壳被勉强留住而受折磨，就属于对尊严死的呼唤。 

要实现尊严死，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临终关怀。但这方面的基础仍非常薄弱。一是没有形成普遍的观念。对于无治愈希望又处于痛苦阶段的病人，靠机器延续生命而非让他们解除痛苦和不适，仍是多数患者家属下意识的选择。二是，临终关怀服务也还非常稀缺。2016年，有媒体曾披露：我国老年人已超过2亿，但全国仅有146家医疗或养老机构、2家社会团体开展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类服务。

另外，涉及病人尊严的镇痛问题，相关用药观念也亟待改善。有分析指出，长期以来，从家属到医生都认为，镇痛药易致瘾，副作用大，所以临床使用上一般非常克制。这也增加了临终病人的痛苦指数。但实际上，这种观念或许并无医学支持。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张俊曾坦言，“大量临床实践证实，癌症患者因长期使用吗啡止痛而成瘾者，极为罕见。” 

临终关怀意识欠缺，相关服务未普及，加上临床用药观念上有误区，使得吴敏这样的病重患者即便没有医疗负担，解除痛苦的能力也相当有限。想到“一死了之”，便变得很自然。引发悲剧，也就成了社会、法律之痛。 

吴敏式悲剧，所指向的关键问题，便是病人在生命最后的痛苦阶段，到底如何维护尊严。而一个病人最终只能想到快速求死来解除痛苦，早就无尊严可言。要破除两者间的错位，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不管难度多大，都不应该再被忽视。这不仅关涉能否让吴敏这样的悲剧少一点，也事关每一个人的尊严。

树立尊严死意识，从患者家属到医疗系统，把解除无治愈希望患者的痛苦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应是相对可行，代价和成本最小的一种方式。在这方面，一些民间机构和组织甚至个人其实都已有行动。 

前几年有一本畅销书叫《最后的告别》，其中有一个观点，或值得所有人深思：（病人临终阶段）无论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的干预，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和牺牲，只有在满足病人个人生活的更大目标时，才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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