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韦小宝的“成功”之术

1月12日,著名学者王学泰因病去世,享年75岁。王学泰因为研究“游民文化”而为大众所熟知,这项研究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和吴思的“潜规则”,曾被学界中人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他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专门分析了游民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韦小宝的“成功”之术。

《鹿鼎记》的韦小宝,是自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所塑造的阿Q之后又一个游民的典型。他确实是一个不打折扣的游民,却独自办成功过许多大事:手刃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吴三桂的叛乱；打败罗刹入侵者；多次帮助江湖好汉摆脱困境等等。他还为康熙皇帝建立了许多功勋,而那些严谨遵守儒家的价值观念的人们却一事无成,哪怕他们有出众的武功和严密的组织团体。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天地会内的英雄好汉,特别是总舵主陈近南受到许多原则的束缚,既有儒家伦理,也有江湖道义,这种戴着镣铐的奋斗最终不免要以失败的命运告终。韦小宝生在妓院,长在皇宫,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狯早已远胜寻常大人。

无论是在政治斗争中,还是人情世故中,他早已熟悉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扬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秘的；什么是要大肆宣扬而不必去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这些界限失之毫厘,是谬以千里的,而韦小宝却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应付裕如。

韦小宝在深入了解封建社会与官场黑幕的基础上,还擅长揣摩术,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关系的一门艺术。揣摩术是封建专断制度的产物,它是封建主义政治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韦小宝对此无师自通。他对康熙皇帝、皇太后、洪教主、洪夫人乃至他的恩师陈近南、九难等人的喜怒好恶都揣摩得特别透彻,因此,他根据所揣摩到的对方心态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往往是十拿九稳,百无一失的。

先秦诸子里的韩非子就感慨过说动君主的难度之大,并为此写了《说难》和《难言》。为什么“难”?“难”就难在君主的内心很难揣摩,如其所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不知对方的心,便很难采取恰当的“说”以应付。那样重视揣摩术的韩非,最终也因对秦始皇和他周围的权臣内心揣摩得不够到家,而惨死在监狱之中。而韦小宝却一路成功,用康熙皇帝的话说,他是“不学有术”的。

《鹿鼎记》的结尾有点令人扫兴,韦小宝没有爬上权力的巅峰,而是“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这种向往是离游民太远了,真有点士大夫气了。

作者没有让韦小宝做皇帝为小说的结局,也许是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因为在康熙皇帝之后,很难嵌入一个“韦氏王朝”；也许这也正是韦小宝性格发展的结果。与一般不了解帝王生活而想过一下皇帝瘾的游民不同,他出入皇宫数载,又与皇帝十分接近,一度甚至不分彼此,从生活实践他感受到“皇上时时不快活。皇帝虽然威风厉害,当真做上了他也没有什么好玩的”。除了没做成皇帝外,韦小宝确实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

韦小宝借以克敌制胜的不是他有高深的功力,更不是靠江湖英雄的道义,他靠的是诸如欺骗说谎、窃听盗窃、哄骗讹诈、撒泼耍赖、溜须拍马、出尔反尔等等流氓手段。这些看似下流,但是它们也如皇皇典籍一样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是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一部分。

有人说韦小宝是“中国人的镜子”,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和阿Q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的某些本质方面。如同阿Q精神是具有国民性的,韦小宝精神也是带有国民意识的某些特点的。如缺少原则性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等。如果说阿Q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失败的一面的话,韦小宝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成功的一面,虽然这种成功缺少现代性,也不值得今人赞美。

我们还应该看到金庸在塑造这个形象时突出了其“可爱”的一面,这反映了作者也如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一样深感所属群体的懦弱,从而看到游民对于主流社会的叛逆乃至于反抗,由钦佩到羡慕,甚至有鼓励他人群起而仿效之意。作者似乎不太介意游民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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