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芽糖 解 良

海边的太阳炙人，尤其是午后，厦大校园外的海滩上不见一个人，树荫成为人们最向往的地方。近傍晚，海滩上才涌来一些下海、拍照的游人，摆摊的小商贩也返回来。

我们一家人一直坐在海边栈道乘凉，准备天黑后离开，打车去高崎机场，乘22：39的飞机回北京。小外孙女又跑去了玩不够的海滩，我们只能再给她点时间满足她对沙子的贪恋。忽然从海滩那边传来一串铁器搏击发出的“叮叮当当”声，这清脆悦耳的搏击声让我顿感回到少年的东北家乡小镇，仿佛又看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摇着拨浪鼓的小货郎，看见手持大镊子样的拨器（又称唤头）拨得“格啷啷格啷啷”响的剃头匠，还有一个让我至今忘不掉的南方女人不知用什么铁器敲出的悦音，一如眼前海滩传来的音乐：叮叮当当，叮叮当。

我向海滩上寻望，在游人中间看到了她——一肩上挑着一副短小竹担子，一头担着一只竹筐，筐上写“麦芽糖”，搏击声来自她手上，她手提一块马蹄形状的铁，另一只手握一把小铁锤，有节奏、有韵律地敲击着那块铁，敲出清脆的银铃般的音乐，传遍了海滩。

我少年记忆里的那个南方女人出现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像海滩上这个女人一样，头上包着一块方巾，挑着短竹担，沿街敲出一串“叮叮当当”声。我看见邻家一个比我小的孩子站在路边的树荫下，嘴里嚼着棉花般软棉棉的糖，立即闻到一股浓重的麦面味儿。我当时是否流了口水自己没感觉，我问那个小孩子，你吃的是什么糖？答，麦芽糖。多少钱一块？五分钱。挑短竹担的南方女人和她敲出的“叮当”声拐进了街边的一条小巷，我飞快地朝母亲的工作单位跑去，想问母亲讨要五分钱，买一块自己从未吃过的麦芽糖。

母亲单位在街边，办公室的窗子冲着街，我看见母亲的几位女同事正围着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从冰果箱里往外拿冰棍。一位阿姨冲着办公室窗里喊我母亲，高姐，你真是的，五分钱也不舍得花，快出来吧，我请你吃冰棍。我嘎然停在街上，没再往前走。阿姨们都认得我，我要走过去有故意讨冰棍吃的嫌疑，父母早就给我立下规矩，看见人家吃东西不能靠前，不能叫人视你是一个嘴馋的孩子。我看见阿姨们拿着冰棍吵嚷着返回办公室，自己踌躇在街边。我知道母亲舍不得花五分钱的原因，父亲已经在家里宣布，家里决定盖房子，从现在开始攒钱。在一个少年的眼里，盖房子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父亲和母亲每人每月四十几元工资，要攒钱盖三间房子谈何容易？所以要勒紧腰带，省吃俭用。我是家里的长子，妹妹和弟弟还小，父亲的决定好像是对我一个人宣布的，再不给上学以外的花销，吃零食只能是我的非分之想。我知道，如果我去母亲的办公室跟母亲张嘴，磨上一会，心软的母亲一准会掏给我够买一块麦芽糖的五分钱，但我这一次却悄悄地退了回来，打消了因嘴馋而对麦芽糖产生的渴望，将那一串“叮叮当当”声储存在少年的记忆里。

接下去的几年，父母让我跟着他们一起经历了“攒钱”的艰辛，听说县城里哪儿有公家扒旧房子，父母一大早就带着我跟他们一块去捡砖头，把捡回的大半块和半块的砖头用手推车推回来，一点点攒成一大垛。父母攒到了八百元钱的时候，又跟亲戚借了一些钱，终于在县城南山下垒起三间瓦房。房子罩面是红砖加青砖，里层用的都是捡来的砖头和土坯。我上初中那年家里欠人家的钱仍没还完，害得我总是穿不上那个时代时髦的衣服。父亲将他压箱底的衣裤拿给我穿，那是他结婚后穿过的昵子料子，我不喜欢，因为那是老样式，过时了，但没办法也得穿。那是一条米色的料子裤，表面上看还挺新，实里放在箱柜里已经糟烂，我搀起裤角在球场跟同学打篮球，对手上来一抓我，屁股后就撕开一条大口子。

少年至今，我只近距离地接触一次麦芽糖，眼下是第二次。麦芽糖是麦子做的，家乡的东北小镇不产麦子，没有人用麦子生麦芽，更没有人用麦芽熬制褐色透明的麦芽糖。长大后走南闯北，也仅仅从电视里看过麦芽糖，电视里的麦芽糖是放在塑料小杯子里，用竹签扎着吃，扯出的长丝常常黏在孩子的脸上，但我至今还没吃过麦芽糖。

晚风让海滩变得凉爽下来，我下意识地向前蹭了几步，还是有一点犹豫，现在流行星巴克不加糖，这种走街串巷叫卖的糖还有人吃吗？我看清楚了，挑短竹担的女人手中的弯铁原来是一把刀，锋刃用来切麦芽糖，她用铁锤敲击的是厚厚的刀背。听身边一位游客说，这女人敲出的“叮叮当当，叮叮当”就是闽南语“麦芽糖”的发音，像闽南音乐一样好听。那“叮当”声仿佛在海边作着广告，麦芽糖虽然没有“麦乐送”那么火爆，但它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怀旧小食，在此“专卖”。我朝着挑短竹担的女人和她的闽南音乐走去，感觉自己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流着口水的少年，不同的是这一次我口袋里有足够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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