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立体化的期刊栏目史

钱穆先生曾经说：“有文化有历史的民族，必然能对宇宙人生中某几件大事，某几个问题，认真思索。”（《中国思想史》）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浑厚的文化，故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存史的民族，一部煌煌二十四史可证。其实，也非必“宇宙人生中的大事”才需要认真思索，因为历史无所不在，历史的方方面面无不可以用来“钩玄提要”“按类而求”。当姜红伟兄将这一部《大学生诗歌家谱：《飞天·大学生诗苑》创办史（1981——2014）》（以下简称《大学生诗歌家谱》，广东人民出版社）专著寄给我看时，我知道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学小史”诞生了。

这是一部对《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栏目的历史追溯。从选材的角度而言，无疑它是“历史”的一个很小的方面，首先它从属于历史中的文学史范畴，继而又从属于文学史中的诗歌史，或者换一种角度是文学期刊杂志属中的（诗歌）栏目史。但是它小而有意义。第一，《飞天》杂志是中国有影响力的期刊；第二，《大学生诗苑》栏目是全国第一家以发表大学生诗作、培养大学生诗人为宗旨的诗歌栏目，它编发辑数之多，发表高等院校大学生诗歌作者的数量之众，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它是中国新时期诗歌史上创办时间最长久、培养诗人最众多、社会反响最广泛、赞誉名声最响亮、读者受众最广泛的名牌诗歌栏目。第三，它的创办，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时期诗歌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但引领了八十年代大学生校园诗歌潮流，推动了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派”的形成，而且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发展输送了骨干力量，为中国当代文坛培养了大批卓有成效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贡献突出的“诗苑现象”。

以上是从这部史著的意义上讲。从作者的角度讲，姜红伟先生有能力做好这部史。首先，姜先生是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创办人，是目前国内从事八十年代诗歌历史和校园诗歌历史研究的权威研究者和校园诗歌史料及诗歌民刊收藏家，曾编著出版中国第一部校园诗歌史专著《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目前正在编著多卷本长篇诗歌史料著作《中国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末期大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档案》。第二，姜先生有作学术的根基，该书是作者毕十年之功于一役的作品，搜索资料详尽，探访人物众多，体例分明，既做到了“钩玄提要”，又有“按类而求”的优点，体现了姜先生的“才”“学”。

韦勒克、沃伦所著《文学理论》“文学史”一章中说：“编写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叙述的问题”，也就是全书的勾画布局问题。《文心雕龙·通变》中说：“规略文统，宜宏大体。”也就是说考虑写作的纲领，应该先掌握主要方面。通观全书，我们发现，全书用章节模式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大学生诗苑》的缘起、发展历程，介绍了栏目的杰出编辑团队，呈现了《大学生诗苑》的优秀诗歌作品，描述了《大学生诗苑》的评奖活动等诸多丰硕成果，阐释了创办《大学生诗苑》的重要意义和突出贡献。应该说，与《大学生诗苑》有关的主要方面都网罗在内，并且以详实的资料给予了呈现。

通读书稿我们还可以发现全书中一个值得注意细节，那就是：“尽可能地搜罗详尽的资料”是作者撰著本书的“重要努力”之一。尤其是第十一章，作者邀请了100余位始终满怀“诗苑情结”的作者以及如今还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为本书专门撰写、独家提供最新的回忆性、评价性文章，这些文字无疑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诗学价值。

最后，想简单地谈一下全书的“历史呈现”问题。从多数章节看，作者主要采取了直接布列文献的方式来结撰《飞天·大学生诗苑》这一栏目的历史，而很少掺杂自己的价值判断。首先，这是由该书的题材性质决定的；其次，这是史书撰写中一个常见的问题，写作的评述能否做到客观公正本身就是个难题，它要求写作者对自身的写作艺术有相当程度的把握，而这一“把握”的程度又没有一定的衡量标准。清人章学诚就曾讨论过“史家具备褒贬善恶的公心以后其历史认识是否即可完全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问题（《文史通义·史德》）。他说，大凡想成为优秀史学家的人，应当谨慎地处理史学写作者和被写作客体之间的关系，完全尽到主观与客观相符的天职而不把个人的主观意识强加到客观历史之上。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论史书的编撰也最看重“实录”（《史通·惑经》），主张摒除个人情感因素的渗入以防褒贬无度。总之，此书主要以“文献呈现”的方式来结撰，虽说不能很好地体现作者的“史才三长”——才、学、识（《旧唐书·刘子玄传》），但无疑体现了作者客观“实录”的史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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