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道就是煤矿工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住的工房,一律的小平房,一律的红砖青瓦,横成排,竖成行,站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八公山上往下看,掩映在绿树丛中,无边无沿,煞是壮观。当年大通矿的居仁村,新庄孜矿的劳动村、治安村,谢一矿的新社村、新华村,矿机厂的新工村、新建村以及谢二村、谢三村都是出名的大村,少则几十上百栋,多则五六百栋。一道房最多八户,一户一间带个小厨房。隔五道房便是一个宽房道,每个宽房道都设有公共厕所和公共自来水管,房道的横竖由窄小的水泥路连接,路边有电杆、路灯。那时矿区边缘的菜农果农很羡慕我们煤矿工人的房道,有水、有电、有水泥路,不像他们农村。
一道房的门邻比北京的大杂院还要亲密,我的门对着他的窗,你的门挨着我的门,只要出门想不见面都不行,道一声“上中班”?或“吃了吗?”“下夜班?”大家同上一个公共厕所,用一个公共水管,各家的大事小情基本没有秘密,大家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一律平等,有的只是友谊、友好和相互关心,相互帮助。那时大家都不富裕,连旱采区的“老黄牛”和水采区的“大水枪”,他们都是井下八级大工,每月也只有八九十元的工资。家有喜事,或其它急用钱的地方,时兴“打会”,这是房道门邻自助互助的一种经济形式。最需用钱的那家叫“会头”,会头提出每月每家出十元或二十元,一排房八家,时间是一年,到手就有几百块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很能办像样的大事的,当然会头是第一个使用。其它按摸阄顺序使用。当年的“打会”帮助不少家解决了急用钱的困难,也体现工房门邻之间友好、互助互帮的情谊。我1968年春节结婚,就是老母亲打了一排房二十元两年的会,她做会头,用了不到三百元钱,办了大学生儿子的婚事。
喜事同喜这也是房道多年的习惯。哪家娶媳妇、嫁闺女的,那可是忙一排房、喜一排房,除了五元、拾元的份子钱外,每家每户的大门上都贴着大红喜字,房头喜字贴的更大,接亲迎亲的鞭炮更响。为啥?原来那时食堂、饭店稀缺,什么都要票证,喝喜酒都是在家里办,每户都挪床铺、腾地方,安排个一两桌,门口临时搭个棚,支上灶,请矿上食堂的大师傅来操办。既然喜酒摆在各家各户,当然个个门上都贴着大红喜字。家家都沾上喜气,真是喜一道房、乐一道房,就像自己家里办喜事一样。孩子们更是欢蹦乱跳,抢喜糖,迎新娘,帮着抬桌子,拉凳子,像过年一样。以后每家办喜事都是如此,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
难事同帮更是住房道的一大亮点。居家过日子,谁家没点难事、烦事,何况门邻都住的那么近,“拆了墙就是一家”。不用说都是你帮扶我,我扶衬你。我上高中、大学那会,前后两三排房的书信,给老家寄钱,都是我写我办,在路边或邮局找人写封信,要收两毛钱呢!那时晒衣服都是在房道拉一道大绳,谁洗好了都搭在大绳上,有上小班,上大班的,逢到下雨都不要担心,在家的门邻都会帮你收好、叠好,晚上送到你家里。尤其是在烧的方面,那时没有煤球蜂窝煤,更没有瓦斯气、天然气,只有烧煤泥,从拉到打到晒到搬那可是烦心的力气活。煤泥又粘又稠,这时一排房都来帮忙,和好后每家拿出自家的炭泥模子,帮着铲的铲,打的打,辟哩叭拉很快就打到了宽敞的、有阳光的、下边摊上炉渣灰的地方。打炭泥一般都在夏天,天好也就三两天掀起了,再吹吹风,就能搬回家了。可是夏天多雷雨,白天晚上说不定来上一阵,这可就麻烦了,刚洒干的炭泥遭雨一淋,捧不住,搬不起,又成了一摊烂泥。这就看房道的威力了,全房道吹响集结号,男女老少总动员,掀的掀,搬的搬,不多会儿,就全部归置到厨房里,靠一家一户是绝对不行的,只有挨雨淋。门邻们就这样互帮互助过着艰苦的日子。
上世纪末、尤其新世纪初,煤炭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使煤矿工人的住宿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旧城改造,塌陷区搬迁,房改政策的落实,到处都是标准化的住宅小区和林立的小高层。再也看不到成片的红砖青瓦的房道了。人们住在水泥钢筋的笼子里,与外界几乎封闭、隔绝,对门三两年不知姓啥名谁,一个单元上下形同路人。住房道、菜下锅了,少个葱头蒜尾,哪家有哪家拿,太方便了。现在只有关了火,上超市,或者不用放。
老伴是我每篇文章写好后的第一位读者。看了我最近的几篇小文老伴感慨地说,老了,真的老了,你最近写的都是怀旧的东西,只有老了才最爱怀旧。我和老伴争辩,怀旧没什么不好,常想想过去,才能更珍惜现在的幸福。皇城根下的老北京不是也常有大碗茶情结和冰糖葫芦情结嘛,尤其是“四合院”情结和我的“房道情结”差不多。让我们多一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怀旧,再多一些本能的冲动,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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