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变社区后，事好办了，能谈心的大爷大妈却不见了—— 社区功能提升 缺失如何填补

■记者张奂雅实习生曹诣晋姊

说起居委会，不少人第一反应是那些热心的大爷大妈，许多居民坦言，以前家里有啥事还能跟居委会的人聊聊，如今取代了居委会的社区，承担的事务多了，居民们想倾诉反倒不知从何说起。从“居委会”到“社区”，转变的不仅仅是名字，更是功能，如今大家办事方便了，但居民交流的缺失又该从何弥补？

成立社区后有话没处说

最近家住尚朴路23号院的郭秀芳阿姨有点烦，和老伴三天两头吵架，和儿子共同语言太少，在家里郭秀芳总觉得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憋屈”。然而最让郭秀芳难受的是，这种憋屈自己根本没法排解。

郭阿姨身边也不乏一些一起跳广场舞的朋友，“但是‘家丑不外扬\’，实在不好意思跟她们说这些。”说到这，郭阿姨回忆起了从前。她说以前院子里有个居委会，成员们都是每天朝夕相处的邻居们，谁家有啥事大家都愿意帮一把。郭阿姨说，以前自己跟老伴吵了架，往楼下一站，看她心情不好的居委会成员们就来宽慰，心结很快就能解开。

十几年前，社区的成立取代了居委会，起初，郭秀芳和其他居民一样觉得社区的管理更规范化、专业化。但很快，她就发现，虽然办事方便了，但是“聊天”却难了。社区工作人员承担的事务繁多，没有专人陪居民聊天，虽然社区设有“谈心室”，但郭秀芳说，自己和其他居民一样，也不好意思絮絮叨叨说家长里短，占用社区干部的工作时间。

郭阿姨有些无奈，更多的是疑惑：从“居委会”到“社区”，明明是社会管理的进步，为啥偏偏少了这个让居民倾诉的渠道？

职能有变化承担事项多

对此，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社区的功能已经不同于居委会，不再是居民自治机构，现在社区最重要的作用是承担着多项繁琐的居民办事事宜。

“社会的发展引起了社区职能的转变，而现在国家对社区定位的不明确，又直接导致了社区事宜的繁杂。”石英说，这也就造成了社区工作人员不足的局面，所以没有人力、也没有时间向居民提供居委会一样的倾诉平台。石英指出，虽然大部分社区都有面向居民的精神慰藉志愿服务，但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循环机制，疏导也没有针对性。

此外，东仓门社区主任段建琴也坦言，目前社区确实没有此类倾诉渠道，而这的确和社区结构有密切联系。段建琴说，以前的居委会成员多是小区里较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居民，在多年的相处过程中，已经和其他邻居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此基础上，居民才能敞开心扉一吐为快。而现在社区工作者许多都是年轻人，和中老年居民之间存在代沟，即使工作人员上门疏导，也有许多居民有所戒备，起不到排解的效果。

而年轻居民则大多不愿与生人面对面交流，他们更倾向于线上社交，“在网上和不认识的人聊得还能多一点。”

段建琴还补充道，其实如今“居委会大妈”式的人物依然存在于社区，只是身份从以前的“组织者”成为了现在的邻居，有些居民便羞于开口表达。

活动促交流盼专职人员

社区成立后，居民的杂事少了，心事却多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各个社区到底该如何破解？

西关正街社区是一个典型的“板块型社区”，辖区内老年人、弱势群体较多，“我们除了会经常去陪有困难的居民聊天外，更鼓励这些居民之间互相倾诉，因为他们更容易感同身受、产生共鸣。”西关正街社区主任谢翔天为记者介绍道，社区平日里会组织歌唱比赛、工艺品教学课程、义诊等多样化文体活动和服务，给居民们提供社交平台，鼓励居民走出家门，多交朋友，由此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孤独感。同时，社区也尝试将这些孤独感较强的居民组织在一起，做饭、打牌、聊天，开辟社区交友新模式，进一步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

谢翔天表示，社区也将尽力弥补“居委会”功能的缺失，行政工作之外，鼓励工作人员多去辖区居民家中走动，建立信任感，为居民留下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在居民有倾诉欲望时，可以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随时进行交流。

“社区功能是居委会的延伸，但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手不够。”钟楼社区主任赵雪梅表示，该社区虽然有心理咨询室，但并不是24小时开放，由于咨询室的工作人员都是社区干部兼职，所以居民只能在上班时间使用。赵雪梅也留意到不少居民有倾诉需求，她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一问题，尽快将社区的心理咨询师专职化，给群众提供一个倾诉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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