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情的法律更有威严

■姚遥

广州法院近日的一则判决，引起社会关注。

83岁的黄兰给46岁的二儿子黎国恩喂了安眠药以后，捂死了他。黎国恩有唐氏综合征，生活不能自理，黄兰照顾了他46年。案发前，黄兰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且二儿子也每天处于病痛折磨中。对于这起故意杀人案，公诉机关认为是“因爱而杀”，建议适用缓刑，法院采纳了检方意见，最终判决故意杀人罪，处以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如此明确的故意杀人，按照如此轻的判罚裁决，可谓罕见。但这样在法律框架内，又充分考虑了实际情况与情理人伦的判罚，不仅不会让法律失去威信，反而让人更为信服。

从法律上而言，这样的判罚并不违和。刑法修正案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1条作了规定，即“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从宽处罚。”本案中的黄兰不仅已经高达83岁，从犯罪情节来考量，虽然属于故意杀人，但她的本身并没有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也不具备社会危害性。再加上她本人也是主动认罪投案，法律的判三缓四存在法条基础。

法条之外，从情理上而言，黄兰杀死儿子的背后，是46年的无私照顾，直至83岁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还要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二儿子46年毫无自理能力的生存，也越来越失去生命的尊严，只是因为我国没有安乐死的规定，对于缺乏生命尊严的个体，无法自行终结生命。但这种情况下杀人，并不是因为仇恨，也不是因为放弃责任，更多是为了让生命有尊严地离开。

本案中唯一的伦理问题在于，杀人还有个诱因，是大儿子不愿意接替她照顾二儿子，希望送到福利院，但福利院无法如同母亲一样让二儿子的生命体面的延续。

这个伦理的困境，确实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残酷事件的背后，正是复杂的社会现实，但这个情节对于判罚本身而言，并不影响其合理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经》就规定：“年60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酌情从轻并无损法律的威严，法律越是贴近人情，人们就更愿意主动遵守，呵护共同的社会秩序和公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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