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八旬母亲“因爱杀子”被判三缓四，检察长解释从宽缘由

“吃了就不会痛了。”将溶解了60粒安眠药和蜜糖的温水端到儿子黎国恩面前时，黄兰（化名）说。

黎国恩有智力障碍，被诊断为唐氏综合征，今年83岁的黄兰已经照顾他46年。近些年，黄兰逐渐注意到，儿子“每天都过得很辛苦，每天都痛。”而她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已经支撑不起照顾他。”

喝完药水，黎国恩很快昏睡过去。黄兰拿一个坐垫和一条黑丝巾，让他窒息死亡。

“我希望他先我一步走，这样我才安心去世。”黄兰在法庭上流着泪说。杀子前，她在一张纸上留言：“看他生不如死，我实在不忍心才用安眠药来带他离开苦海的人生。”

对于这起故意杀人案，公诉机关认为是“因爱而杀”，建议适用缓刑，法院采纳了检方意见。主诉此案的是广州越秀区检察院检察长邱灵，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法律人也可以改变“冷冰冰”的形象，在执法中体现“法律的温度”。

黄兰（化名）在法庭上受审时落泪。图片来源 广州市中院微信公众号

杀子：“用安眠药带他离开苦海人生”

广州，越秀区西华路一栋高层住宅的10楼，黄兰和儿子黎国恩在这里住了10年。11月3日，澎湃新闻在现场看到，黄兰家的铁门和里面的木门，都严实地关着。铁门上贴了一个金色的“福”字。

在邻居眼里，这是一个有些困苦却过得平静的家庭。大家没想到，母亲杀子的人伦悲剧会在这里发生。

广州市越秀区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显示，案发时间是2017年5月9日14时许。黄兰趁其他家人离开时，从一个小瓶里倒出事先准备好的60粒安眠药——案发两月前她就着手准备，以睡眠不好为由，四次从社区医院获得安眠药。

当时，身体虚弱的黎国恩躺在床上。他患有唐氏综合症，是一名二级智力残疾人，一直未婚。

黄兰交待，她将60粒安眠药放入小碗，用温水、蜜糖调匀，端到儿子床前。“我对他说，医生开了药，吃了就不会痛了。”黄兰哄着儿子把药吃完后，扶他躺下。黎国恩很快昏睡过去……

一个小时后，黄兰的大儿子回到家，发现床上的弟弟面部发紫，已停止呼吸。母亲则坐在床头，不停地流泪。

当天下午，在大儿子的陪同下，黄兰到附近的六榕派出所投案自首。

“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我今天这样做，是一心要让他死。”黄兰向民警表示，自己愿意承担法律后果。按照她的交待，办案民警从她家衣柜的抽屉里找到一张白纸，上面有大半页的留言，是案发几天前黄兰亲笔所写，字体有点斜歪，多处错字，落款处有黄兰的签名。

“是我一个人做的，其他人绝不知情。”黄兰的留言显然是不想连累他人。在这份留言中，她简要讲述了儿子黎国恩的病情，以及自己的“心力交瘁”。“看他生不如死，我实在不忍心才用安眠药来带他离开苦海的人生。”她写道。

司法鉴定部门的尸检报告显示，黎国恩系在安眠药的作用下被勒颈、捂口鼻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黄兰的住处，46年来，她悉心照料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子。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摄

母爱：照顾智障儿46年，送福利院不放心

被母亲杀害的黎国恩，走完了46年的人生。他活着的大部分时间里，饱受病魔的摧残。

“出生以后在保温箱呆了十多天，他的大脑软骨头发育不全。”黄兰回忆，黎国恩直到十多岁才能走路，后来被诊断为唐氏综合征——一种被称为先天愚型的疾病，患者常伴有智能落后、发育障碍等症状。黄兰早年曾带着儿子四处求医，仍无法治愈。

冯子骅是黄兰的外甥，他家与黄兰家曾在光复北路一栋住宅挨着住了30年。在他眼里，黎国恩从小到大，生活一直无法自理，“不会讲话，起床、穿衣、吃饭、洗澡，甚至大小便，都离不开人的照顾。”

黄兰退休前是广州一家无线电厂的职工。上班那些年，她请了一个保姆白天照管儿子，晚上自己回家照顾。“请的人都嫌他，因为大小便不能自理。”黄兰于是在47岁那年，申请提前退休，专门在家照顾儿子。

2013年，黄兰的丈夫去世。黎国恩的穿衣、喂饭等日常照管，仍由黄兰负责。由于她年纪大了力气不足，为小儿子翻身、洗澡等耗力气的事，便由大儿子黎国坚负责。

“她对儿子很好，经常带他出去喝早茶，去公园玩。”黄兰家对面的一位邻居告诉澎湃新闻，几年前黎国恩不能直立走路，黄兰常常让他坐在轮椅上，推着他到外面散心。

冯子骅经常到黄兰家探望。他发现，大概两三年前开始，黎国恩有“提前老化”的迹象，“饭量越来越少，牙齿也慢慢掉光了。”

由于长期卧床，肌肉萎缩，黎国恩身上长疮，经常浑身疼痛。黄兰将儿子症状归之为“血气不流通”，“他每天都过得很辛苦，每天都痛。”

可黄兰的身体也不好，近年来每况愈下。医院就诊记录显示，她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照顾儿子，她越来越力不从心。

大儿子黎国坚向母亲建议，将弟弟送到福利院去，黄兰没有同意。六榕街道迎寿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陈蕴怡也证实，社区工作人员和义工曾上门咨询过老人，提出将黎国恩送至福利院生活，“她拒绝了，说自己照顾比较好。”

黄兰的理由是“不放心”。她曾经前往当地福利院考察，对那里的条件并不满意。

今年以来，黄兰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血压高，经常心跳骤快。”她说，“我很担心我会比小儿子先走。”

“他是我儿子，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他，也没有想过放弃他。现在实在没办法，我的身体已经支撑不起照顾他。”黄兰说，她也不想把小儿子这个负担“甩”给大儿子一家。

她在案发前写的留言中提到，无奈之下她产生了一个想法——用安眠药帮儿子“脱离苦海”。她的儿媳和孙子则证实，老人曾经说过，“如果有安乐死就好了”。

法律的温度：检察长列举5个从宽的理由

10月26日，广州市越秀区法院。黄兰拄着拐杖，在法警的搀扶下，慢慢走向被告人席，接受法庭审理。

杀害儿子之前，黄兰（化名）写好了一封留言信，放在衣柜的抽屉里。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摄 

这位83岁的老人穿着黑色上衣，金黄色的头发梳得齐整。“她看起来很时髦，”越秀区检察院检察长邱灵分析，“其实她过得很苦，可能不想让外人知道这些，平常特意表现出‘过得不错\’的样子。”

另一名公诉人招妙谈到对黄兰的第一印象，用“温和善良”来形容，“你绝对想不到她会杀人。”

此案由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侦查，越秀区检察院审查后向法院提起公诉。邱灵告诉澎湃新闻，案件起诉至法院不久，越秀区法院院长万云峰与其联系，提出“两长”共办此案的想法。鉴于此案的特殊性，邱灵立即同意。于是，黄兰故意杀人一案，由检察长主诉，法院院长主审。

邱灵记得，庭审那天，他询问黄兰为何杀害儿子，“刚一开口问，她就开始哭了，情绪很低落。” 后来她表示认罪，“怎么判都接受”。

“如果有社会机构帮助她，提供一些心理疏导，这个悲剧应该就能避免。”邱灵在公诉意见中指出，保障残疾人权益的职能机构应创新管理方式，形成长期有效的帮扶机制。

此案的定性相对简单，辩护人对黄兰故意杀人的指控没有异议。如何量刑，成为庭审焦点。

邱灵介绍，在庭前会议上，综合考虑黄兰的犯罪动机、事实和情节等因素，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程序。

所谓认罪认罚从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对于指控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去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法、最高检在18个城市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广州正是试点城市之一。

黄兰故意杀人一案，公诉机关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依法适用缓刑。邱灵介绍，量刑意见是综合多种情形做出的。

“首先，她跟一般的杀人犯罪在动机上不一样，她不是报复、泄愤或仇杀，量刑应跟恶性暴力犯罪有所区别。”邱灵认为，黄兰杀子是基于母爱而实施的极端行为，她使用安眠药是为减轻儿子痛苦，故其行为属于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情形。

其次，黄兰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具有自首情节；第三，黄兰犯罪时已年满七十五周岁，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邱灵还提到两点：被害人亲属对被告人的谅解，以及社会的正面评价。

被害人黎国恩的哥哥、姑姑、表哥等亲属向司法机关提交“求情书”，请求对黄兰宽大处理。“我母亲本意不是想害我弟弟。”黄兰的大儿子黎国坚出庭作证说，母亲年迈多病，照顾黎国恩越来越力不从心，“她见我弟弟病得那么痛苦，就想帮他解脱。”

此外，对于黄兰的个人品行，司法机关得到较正面的社会评价。“她不属于对社会有危险性的人，她的本性还是从善出发。”邱灵介绍。

法庭采纳了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10月25日，广州市越秀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决被告人黄兰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如何做出既合法理又合情理的判决，需要认真平衡和考量。”此案审判长、越秀区法院院长万云峰认为，审判黄兰杀子一案关键是处理好情、理、法的关系。

“我们法律人常常给人冷冰冰的印象，”邱灵笑道，“这些年我们也在改变。法律的规定可能是冷的，但是通过我们执法的方法和艺术，能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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