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故事有千种万种,但对于会讲故事的人来说,总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构成故事的要素和方法。就像一个魔方,表面完全打乱之后,内里还是遵循它自身的一套规则。必须摸清它的门道,才可见招拆招。再进一步,才能形成更加自如、更难被拆解的高级招数。王小枪讲述这个千里寻妻的故事,就是一次摩拳擦掌的操练。他用颇为标准的一招一式,搭起故事的骨架,并赋予它丰满的血肉。
第一招,重复。从最古老的故事开始,重复就是它的特征。最初的重复往往是无意识的,它意味着心理上的熟悉、安全和文化上的循环往复、因果报应。在故事向小说发展的过程中,重复才逐渐成为一种招式,成为小说叙事的方法和腔调,成为小说意义结构的一部分。在《千里走双骑》中,重复集中地体现在引子以及引子与小说整体的关系中。“李跑跑”这个名字,既是“我”的,也是太爷爷的。还有不停跑路的命运、酸菜汆白肉的手艺和经营店铺的家业等等,都是祖孙两代人身上重复出现的要素。这使小说产生了命运的意味。此外,正因为“我”与当年那个真正的李跑跑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以“我”的讲述引出故事,就为小说奠定了一份若即若离的语调,既亲近,又不乏年代感和神秘感。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莫言小说中的“我爷爷”和“我奶奶”(《红高粱》),在叙述语调的营造上,它们异曲同工。不同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主要作为小说的形式要素,“我”虽始终身处其中,却只充当叙事者,与故事拉开距离;而王小枪笔下的“我”和“太爷爷”,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得益于对重复要素的运用,“我”从一个看似可有可无的引子,进入到了某种宿命之中。跑路、寻找、回归,因此成为宿命,也成为故事的主题。形式与意味的混融,让小说更加贴近了古老的故事。
第二招,耽搁。这主要关乎情节和布局结构。由讲故事演化而来的小说情节,有它自身的建构方式,俄国学者普洛普归纳出了民间故事的三十一种功能(构成故事的稳定不变的要素,称为“功能”),而若再要简化,再向规律迈进一步的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故事都由叙事动力、叙事阻力构成。对于《千里走双骑》的主人公李跑跑来说,动力和阻力都很明确,前者是寻妻、寻求团圆,后者就是接踵而来的麻烦与意外,比如失散、误会、战争、迷路等等。动力贯穿全篇,阻力千变万化,这在保证小说整体性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凸显了丰富性,让人时时感到出乎意料、应接不暇。动力和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耽搁。在每一个即将达成目标的时刻,阻力便出来节外生枝,它把一心寻妻的李跑跑耽搁在车站、监狱、客栈、土匪窝以及全国各地,唯独不让他轻易接近目标。这又决定着小说的叙事节奏。这是标准的故事的讲法,最基本的招式,也是最具力道的。这构成了故事的骨架(结构):每一次的耽搁,都包含着向目标靠近的努力,而每一次的节外生枝,又都是对目标的偏离。偏离与纠偏,最终将线性展开的时间和事件编织在一起,编成一个故事的花环,它本可以无限地延展下去,无限地接近目标而不到达,也就将无限广阔的大千世界席卷到主人公的命运线索中来。这有点类似民间故事的生命树结构。而最终,王小枪给了这个故事一个人为的结束——大团圆——或许有些过分戏剧化的嫌疑,但是应该承认,对于秉承故事精神的小说,这个结尾又是最恰如其分的。
第三招,传奇与通俗故事要素。这就是故事的血肉,它附着在骨架之上,其实在第二招中我们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当主人公暂且停下追寻的脚步,其间耽搁的部分,该由什么填充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品质、凸显出作者的趣味。王小枪选取的内容,都是非常典型的故事要素,可读性强。它们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一是奇境,比如以耳朵作货币的耳朵村、充满奇形怪状花木鸟兽的深渊、土匪聚首的黑风寨、监狱、贫民窟等等;二是奇人,比如精通绘画和机器零件的呆子朱立业、掌握解药的小矮人土豆、徒手杀死野兔的老头朱老四、颇具侠气的女盗贼“小包袱”,以及军阀和姨太太、特务、传教士等等;此外还有乔装、追捕、计谋、胁迫、逃离、错认、失踪、破获秘密等通俗故事要素,使小说环环相扣,充分调动读者的阅读冲动。对于故事来说,这种冲动本身就是意义:它唤起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关切,同时,以虚实相生的人、事、物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弥补人类经验和认知的局限。——哪怕只是想象和虚构的弥补,也正如略萨所说,“虚构不是经历的生活,而是用生活提供的素材加以想象的心理生活;如果没有这种想象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就可能比现在的状况更加污秽和贫乏。”
王小枪用他的故事,从现实生活所包含的单调和贫乏中挣脱出来,又用一种自觉的幽默,瓦解了民国时期(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杀伐之间真实存在的苦难和悲痛。但是,整部小说阅读下来,我们再次回到开头那个叙事腔调的问题上,就会更加坚信,它最纯正的腔调并不来自民国,也不来自所谓的“黑色幽默”,而是来自故事本身。这是它娓娓道来的第一句话便已奠定了的,更是一以贯之在故事之中的——故事的骨架、故事的血肉,乃至故事的意味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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