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现实主义文学信仰 置身改革实践现场 ——《人民的名义》被热读的启示 谢传新

我一翻开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就想一口气读完，不愿停下。主要是书中设置的人物、事件和故事，个性鲜明、真实生动，描述语境契合了时下社会民众关注国家反腐治吏的心理期待，顺应了群众意愿，反映了人民关切。小说十分接地气，自今年初出版至5月份，图书销量已突破一百三十八万册，电子书月点击破五亿，有声书月收听突破两千万，赢得群众火热阅读，广受社会赞誉。《人民的名义》的成功，源于作家周梅森一直坚守现实主义文学信仰，关心国家政治生态，始终置身于改革开放现场，有长期的丰厚的生活积累。

回望周梅森的成长历程，他小学三年级经历“文革”、14岁时当矿工、年轻时没有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但他喜欢看书，头脑聪明，喜欢“胡思乱想”，曾借助史料，从固纸堆里找故事、写故事。1978年就在《江苏文艺》上发表了小说处女座《老书记的西凤酒》，时年21岁。他有幸参加过鲁院第一期高研班，受过一次专题文学训练，作为练笔，陆续发表一些作品。1983年发表成名作《沉沦的土地》之后成为职业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少年得志，是组织培养的重点对象。”

周梅森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以后，一直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信仰，始终是一个文学在场主义者。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他不断地追随着这种变化过程。在下海热潮中，他曾和朋友一起夹着皮包做生意，在南京搞房地产，经历了南京炒房地产最惨淡的时期，“赔得巨惨”；他还组织过车队往广州运沙、石等建筑材料，也“赔得一塌糊涂”；他还赶时尚投资证券市场炒股，一度成为南京最早的十个大户之一。由此他曾隐名持有徐州当地一家银行的股权，因被代持的民企朋友违规抵押，民企资金链断裂，银行要收回股权，因此卷进了一场历时两年的股权官司。这使他深刻了解了地方经济的乱象，也对世道人心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后来受组织安排在徐州市政府挂职了一年副秘书长，使他结识了很多官员，熟悉了官场的运行逻辑，了解了国家政权的运作形式。挂职生活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随着人生经历的不断积累、丰富，使他对我们的社会，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识更深化了。他认为，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一部分作家站在社会的前面。他表示“我要尽我所能记录一个伟大国家、一个伟大民族艰难崛起的过程”。一种强烈的责任担当，激励他要“讲述一个大中国的故事，从官场的高层到底层的弱势群体都有涉及。同时借人物故事，把自己对中国十几年来巨大的思索量容纳进去”。

《人民的名义》，“潜心八年，六易其稿”，写出了作者七八年的观察与思考。为了搜集素材，创作期间，他曾去南京浦口检察院体验生活，花半年多时间，翻阅了大量案宗、卷宗，采访了大量案例。在监狱里跟那些厅局级案犯开座谈会、聊天，既直接面对他们从高处跌落后的痛悔，也听取了有些人的委屈诉说。他还去了审讯室、检察指挥中心，了解到检察院先进的追踪技术和办案手段，能让任何罪行都无所遁形。小说中有些人物和事件都取自生活实例。如小说开头的那个“小官巨贪”赵处长，原型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的一位原副司长；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妻子欧阳菁受贿三张银行卡，缘于浦口检察院的一个真实案例；大丰公司工人群体维权抗议事件，就是作者卷入股权官司的那个民企，那个厂长蔡成功就是作者的民企朋友等。回味《人民的名义》中的人物形象、事件设置、故事演绎都能感受到那是现实身影的折射，真实可信，反腐案件的立案侦察、案犯的查处审讯，合理合规，增强了文学艺术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感染力，提高了作品蕴含的思想教育效果。

《人民的名义》成功问世，受到社会各界的热议，获得了作者没有想到的社会效果和赞誉。这是对作家始终坚守的现实主义文学信仰的肯定，是一个优秀作家责任担当的丰厚回报，也是作家长期置身于改革开放现场和深厚生活积累的时代展现。从作家创作实践的体验来看，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从严治党，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取得卓著成效给予他的激励和力量，最终才有《人民的名义》于“2017年开年横空出世”。

《人民的名义》，还蕴藏一个深刻的道理：“民惟邦本”，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底牌，掌握在人民手中，保持党的纯洁性是人民的永远期待，也是每一位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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